震天的“去东方”口号声浪，如同拍击托布鲁克港礁石的海潮，久久不息，最终在林晓抬起的手臂下，缓缓平复。但空气中激荡的热血与决绝，却已深深浸入每一寸沙土，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全军大会虽已宣布结束，可真正的抉择，此刻才如同无形的试金石，开始悄然检验着这支成分复杂队伍的凝聚力。
林晓站在高台上，目光如炬，扫视着台下开始缓缓流动的人群。他看到了华人士兵们几乎没有任何迟疑，脸上带着近乎悲壮的亢奋，一边激烈地讨论着，一边自发地开始向各自的营区集结，准备执行旅座“拔营启程”的命令。他们眼中燃烧着的是家园之思，是国仇家恨，是血脉深处被那封求援电文彻底点燃的火焰。对于他们而言，这不是选择，而是宿命的召唤。
然而，队伍中那些不同肤色、不同发色的面孔，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欧洲籍的士兵们并未立刻散去，他们大多停留在原地，或三五成群，低声、快速地交换着意见。脸上没有了华人同胞那种近乎纯粹的激昂，取而代之的是深思、权衡，以及一丝对未知远东的本能忧虑。
林晓没有催促，他知道，强扭的瓜不甜，跨越半个地球的征战，需要的是心甘情愿的追随，而非强迫的命令。他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人心的归向。
首先打破这微妙僵局的，是查理。这位前国际纵队的飞行员，如今的“东方旅”航空队负责人（尽管飞机少得可怜），扶了扶他那标志性的眼镜，穿过人群，径直走到台前。他的动作依旧带着些许知识分子的矜持，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林，”查理的德语带着西班牙口音，但清晰无误，“我跟你去东方。”他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简单陈述，仿佛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回头指了指身后那几个正在检修缴获德军飞机的机械师和地勤人员，“我们几个讨论过了。法西斯是世界的毒瘤，无论是在马德里的上空，北非的沙漠，还是缅甸的丛林，它们没有区别。而且，”他难得地露出一丝近乎顽皮的笑容，“我很好奇，用这些拼凑起来的‘空军’，能不能在亚洲的天空，给日本人的零式战斗机一点‘惊喜’。”
他的表态，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一圈涟漪。几名原属于他麾下的西班牙和法国籍航空技术人员，也纷纷举手或点头示意，表明了追随的态度。技术兵种的逻辑往往更直接：跟随能创造奇迹的指挥官，去挑战更强大的敌人，这本身就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紧接着，一个洪亮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响起，说的是口音浓重但充满力量的西班牙语。何塞，那位在西班牙内战中失去左眼，用黑色眼罩覆盖着伤疤的老兵，国际纵队步兵中的骨干，站了出来。他身材不算高大，但站在那里，就像一块历经风霜的岩石。
“指挥官同志！”何塞用了当年国际纵队常用的称呼，他仅存的右眼扫视着周围那些仍在犹豫的欧洲同伴，“我们在西班牙，为什么而战？是为了自由！反对佛朗哥和他的法西斯盟友！现在我们在这里，打击希特勒，同样是为了自由！难道仅仅因为战场换到了东方，敌人换成了日本，我们追求自由和正义的信念就可以动摇了吗？不！真正的战士，他的战场在一切需要他战斗的地方！我，何塞，和我的兄弟们，”他指了指身后几十名同样从西班牙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老兵，“我们愿意继续追随你，林指挥官！直到最后一个法西斯被打倒！”
何塞的话，如同一声洪钟，敲醒了许多人。是啊，他们离乡背井，拿起武器，最初的理想不正是为了抗击席卷欧洲的法西斯瘟疫吗？如今，这瘟疫在东方同样肆虐，他们有什么理由停下脚步？
受到何塞和查理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欧洲籍士兵开始表态。法国籍的、波兰籍的、甚至少数德裔反纳粹人士，都陆续走出人群，站到了表示愿意东进的行列之中。理由或许各异：有的是出于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有的是对林晓个人能力和魅力的信服（北非的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是最好的说服剂），有的则是习惯了“东方旅”这个集体，将其视作了战争中的家园，不愿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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