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三年，十月初，开德府，秦王府。
窗外的秋雨，依旧缠绵不休，没有夏日暴雨的狂放，却多了几分浸入骨髓的阴冷。雨水顺着屋檐滴落，敲在青石板上，发出单调而执拗的声响，仿佛在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份做着无尽的注脚。书房里，烛火摇曳，将陈太初伏案的身影拉得忽长忽短，投在满墙的书架和巨大的舆图上。
他刚刚写完给沈括的回信，墨迹未干，心中那份因辽东危局而起的焦灼却并未平息。朝廷对边陲奏报的漠然，如同这冰冷的秋雨，让人心寒。他深知，若不能从根源上——那汴梁城内的紫宸殿——推动改变，沈括在辽东的努力，终究是杯水车薪。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重新铺开一张质地坚韧的桑皮纸。这一次，他的笔锋更为凝重，目标直指中枢。
第一封信，致平章政事何栗。
“文缜兄台鉴：”
开篇称呼，带着熟稔与郑重。
“辽东沈存中急报，兄可曾阅及？女真诸部，因夏旱秋涝，存粮殆尽，人心惶惶，已有小股铤而走险，劫掠屯堡。完颜余孽，趁机煽惑，其势危若累卵！存中连上三疏，恳请粮饷援兵，奈何留中不发，音讯全无！兄乃枢相，掌天下兵机钱粮，当知边事如火，刻不容缓！女真之祸，靖康前车之鉴不远，一旦酿成大乱，则北疆糜烂，非数年之功可复！”
笔锋陡然转为锐利，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质问与恳切：
“兄昔年亦曾巡抚北地，当知辽东民情之复杂，汉夷杂处，积怨已深。天灾不过导火之索，人祸方为覆舟之因！即便中枢有小人作梗，阻挠边饷，兄既在其位，当谋其政，纵有万难，亦应力排众议，先行设法调拨应急之粮械，稳住大局！岂能坐视奏疏沉于案牍，坐等边关生变乎？！”
语气稍缓，转入另一事：
“另，变法之事，非可一蹴而就。弟前番所陈，乃欲固本培元，循序渐进，而非与旧制水火不容。犬子忠和，已抵汴梁，年少识浅，然心性质朴，愿为革新效力。弟已嘱其，多听多看多学，少言少躁少争。望兄念其赤诚，多加指点提携，予其历练之机，勿使少年锐气，过早消磨于宦海沉浮之中。新政之未来，终需后继有人。”
信末，落款“弟太初顿首”，封缄。这是一封兼具提醒、敦促与托付的信，他希望何栗能顶住压力，有所作为。
第二封信，致皇帝赵桓。
这封信，需更为考究，既要体现臣子的忠诚，又要达到劝谏的效果。陈太初沉吟良久，方缓缓落笔：
“臣太初谨奏：”
“陛下居九重之深，或闻四方奏捷，然臣守制濮阳，亲见北地霖雨为患，秋收几绝，百姓蹙额，田野萧然。大宋之天下，乃赵氏之社稷；大宋之臣民，亦乃陛下之子民。 子民者，非奴婢也，乃江山之根基，国祚之所在。陛下仁德，当体察黎庶稼穑之艰，寒暑之苦。”
他笔锋一转，引向更深层的思考：
“昔太祖皇帝尝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此乃圣主虚怀若谷、分任贤能之至理。然时至今日，若利尽归贪墨之胥吏，谤咸集圣明之君王，此非太祖本意，亦非社稷之福也！陛下明鉴万里，支持新政，实乃顺时应变，励精图治之明君姿态，足可媲美先贤。然变法维艰，如逆水行舟，非旦夕可成。其中阻挠，非止于章程条令之争，更在于积弊如山，盘根错节。”
接着，他具体陈述灾情，并引用史训：
“今岁北疆，先遭大旱，又逢霪雨，河北、河东、辽东乃至京畿周边，皆受重创。臣闻，李世民曾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陛下欲建不世之功，成千秋明主，当以贞观之治为镜，首重养民。民安则邦本固，邦本固则外患可御，内忧可平。恳请陛下，于万机之中，垂询灾民安置，督饬有司，速发赈济，减赋免役，使灾黎得续残喘，则天心可慰，民心可安，陛下之圣德，必彪炳史册。”
这封信，既有对皇权的尊重，又有对现实的忧虑，更有对明君理想的期许，可谓用心良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