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道:
“他若是发怒，你便告诉他，偰平章若无法向元廷交代，红旗营可以陪他们打！”
目送心神不宁的郭宗礼离开，石山暗自摇头。
组织的战略制定得再好，终究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而个人的立场、胆识、眼光和性格不同，面对相同的局面，必然会做出不同的判断，露出不同的破绽。
就像此次与淮南行省的漫长博弈，原本在高层内部已经达成统一意见，可随着时间推移，对方条件不断加码，外部形势变化，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有郭宗礼这般因对方不断加码而心生动摇，惧怕后果的；也有施耐庵那般疑心石山是否假戏真做，真想接受招安，而一再上书痛陈利害，苦口劝谏的。
就连军中，也有部分将领对于一直“谈和”而感到困惑和焦躁。
组织结构相对严密的红旗营内部尚且如此，内斗不休的元廷，又怎么可能真正做到上下一心，应对得当
对于远在大都的元廷中枢而言，不管是他石山，还是刚刚起事的张士诚，都是必须剿灭的逆贼。最好的结局自然是这两伙贼人自相残杀，朝廷再出来收拾残局，坐收渔利。
可对于直面石山、张士诚兵锋的淮南行省官员来说，却要面临极为现实和残酷的选择：
是先不惜代价稳住西线更加强大的石山，集中力量扑灭东面威胁漕运和盐场命脉的张士诚
还是为了维护朝廷早已不复存在的体面，不顾自身岌岌可危的现实，强行两线作战，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被红旗营推至城下，以身报国?
现在，战与和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红旗营手中，而不在内外皆虚的淮南行省。
偰哲笃、秦从德等人只要脑子还稍微清醒，懂得权衡利弊，就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与红旗营再启战端而自取灭亡。
他们在宣旨的最终时刻，换下一直与红旗营接洽的赵琏，派官职更高的秦从德来，本身就是一种无计可施下的妥协，试图通过“给足面子”，换取石山顺利接旨。
而红旗营这边，经过这段时间的休整，不仅成功安置消化了数万流民，更利用冬季农闲，组织人力完成了大批疏通沟渠、开挖堰塘的小型水利工程，为来年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备战任务也完成了大半。
首先便是调整了部分驻军，并修筑、完善了外围寨堡、烽燧防御体系。元军若再想像以前那样，派出几百人的小股部队就敢孤军深入肆意破坏，必将付出惨重代价。
其次，则是再次调整优化了军队编制。
新增设威武卫，王弼为都指挥使，编制员额五千人。
其余各卫，也根据其驻防任务和战略方向的不同，兵力各有增加。
石山还将原本属于临时指派的“镇抚使”一职改为常设，置于都指挥使与指挥使之间，以解决原先指挥层级跨度过大，不够灵活的问题。
常遇春、龚午、李武、胡大海、傅友德、邵荣等骁将，也因历次战事中累积的显赫军功，其荣衔由“都尉”晋升为“将军”，与吴六斤、孙逊等人暂时拉开了差距。
当然，石山心中清楚，眼下这个编制也只权宜之计。一旦渡江作战取得胜利，地盘成倍扩充，面临的统军形势和作战任务将发生剧烈变化，军队编制势必还要做出新调整。
乱世之中白手起家便是如此，形势瞬息万变，军队的组织形态也必须随之不断调整优化，大业未成之前，本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固定编制。
现在的每一步调整，都是为了下一步更大的发展做准备。
红旗营利用和谈修整期，稳步扩军备战，对面的淮南元军同样也没闲着。
扬州路、高邮府、淮安路三地兵马频繁调动，原本部署在西部针对红旗营的防线被大幅抽空，精锐力量纷纷被调往东面，试图构筑针对泰州张士诚的包围圈。
据说张士诚占据泰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