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的手脚，一点自主权都不愿意下放，那就不可能实现稳定的扩张，最终只能老老实实当个割据一方的山大王罢了。
至于徐州红巾军诸部会不会因此而尾大不掉，甚至脱离红旗营掌控，石山对此并不是很担忧。
——连年的战乱，已经使得淮北地区人口锐减（其中相当一部分流民南下进入了红旗营治下），农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
加上该地区地处四战之地，无险可守，无论谁占领这片区域，都无法仅凭自身力量维持长期独立的地位，必然需要依附于某一个更强大的势力才能求得生存。
红旗营即便暂时在江北收缩力量，或许无力让徐州诸部“过得很好”，但若想让他们“过得很难受”，却是轻而易举之事。
不管是控制粮草、贸易，还是直接军事打击，都是徐州红巾军诸部不可承受之重。石山相信殷从道、芝麻李、李喜喜、薛显等人清楚自己的处境和实力，应当不会有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
另一方面，为了尽快稳定江南新收复之地，石山也注重选拔任用降官及本地有才干的士人。除了之前招揽的夏煜、孙炎，他又陆续起用了陈遇、陶安、李端等人。
李端出身于溧阳州望族，家学渊源，且自幼聪慧过人，不仅通晓经史，还精于算学，年少时便以才名闻于乡里。
至正十年，李端通过江浙行省乡试，得以出仕，被授予江浙行省税课司大使的职务。
他为官清廉谨慎，在任上大力推行“清丈田亩、核实业户”的政策，严厉打击地方豪强的隐田和偷逃商税行为，使其管辖区域的赋税征收成绩列为最优。
但也正因为如此，李端触动了太多士绅豪强的利益，受到弹劾，被“发配”至集庆路，以行省税课司大使之职，仅司集庆路一路赋税。
江宁城被围时，李端正好因省亲回到了溧阳老家。
随后，溧阳州便被胡大海所部拔山卫围困。他亲眼目睹了红旗营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意识到这支军队与元军和寻常流寇截然不同，很可能真能在江南站稳脚跟。
胡大海攻陷溧阳后，惜才爱才，亲自登门拜访李端，向他详细介绍了红旗营的治政理念和石元帅的求贤若渴，诚邀其为石元帅效力。
石山正急需精通财税征收的人才，得到胡大海的极力推荐后，立即召见了李端。
李端时年三十三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基于之前在元廷任上推行“清丈田亩”所遭遇的巨大阻力，深刻认识到理清赋税积弊的极端复杂性。
他认为红旗营刚刚立足江南，根基未稳，当以稳妥为上，不宜过早触动盘根错节的豪强士绅利益集团，因此面见石山时，并没有贸然再提全面清丈田亩之事。
而是审慎地提出了三条在他看来更为稳妥易行，且能在不引发剧烈动荡下增加税收的建议：
其一，改变“元廷不论田地肥瘠，一律按亩征粮”的不合理政策（此举导致拥有贫瘠薄田的农民不堪重赋而大量抛荒逃亡），建议按田亩肥瘠程度，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按不同的税率征税，体现相对公平。
其二，对于遭受战乱严重破坏的地区，其赋税应予免征三年，以示休养生息。房屋被焚毁、田亩荒芜的归乡难民，官府应提供种子、耕牛和生产工具，尽力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其三，凡是因战乱或逃亡而遗弃的无主荒田，不论其原属于官田还是民田，谁开垦耕种成熟后，地权便归垦种者所有（元朝政策是荒地仍归原田主，导致百姓不愿尽力开垦），并可享受三年免征赋税的优待，以鼓励垦荒。
这三条建议，在石山看来，其实都算不上特别高明。
因为，类似甚至更深入的政策，他早在江北各地开始探索和施行了。
这也从侧面说明，李端对红旗营的了解确实还不够深入，同时也印证了另一个事实：
红旗营的治理班底经过数年磨练，已经初步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