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诸路总管府”，还有关系更松散，自主权更大的徐州红巾军控制区。
这些地方的钱粮开支，当然不能就此放任不管，但若仍然要求所有开支的预算、核算全部由远在江宁的元帅府来统筹审批，显然极不现实，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中枢和地方的财权该如何划分划分之后，又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有效的审计和监督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和调整。
好在元帅府机构逐渐完善，已经相对稳定地运转了三个年头（实际两年不到），早不是当初人员不齐、功能不全的草台班子。
大部分日常行政事务，各司、曹就能依照章程自行处理妥当；那些需要跨部门协调、统合各方力量的事项，长史刘兴葛在得到石山授权后，基本上也能协调处理好。
石山的主要职责是把握大方向，进行战略决策，一般的小事已经无需他事事操心。
但他也没得清闲，这段时间，还需要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应对麾下文武官员的“劝进”之声。
朱重八被收押的次日，元帅府例行早会结束后，宣曹知事施耐庵并未随众官一同离去，而是请求“留对”，即有要事需单独面陈元帅。
待众人退去，施耐庵随石山来到元帅官厅，整理了一下衣冠，神情肃然地开口，道：
“元帅自江北起兵，便已奠定煌煌基业。如今又克复帝王之都，坐拥江淮三十余城，带甲十余万，声威之隆，远迈徐寿辉、张士诚等辈，实已是天下反元义士公认的领袖。
如今……是否该更进一步，正位建国，以应天命、顺人心，从而号令四方，凝聚天下豪杰之心呢”
石山负手，饶有兴趣地看着施耐庵。
这个小老头主管宣曹，负责文宣教化，最是清楚自己的抱负和步步为营的争霸战略。就算是要投机劝进，也没必要选择这个明显时机不对，且自己注定不会采纳的议题来试探。
更何况，此类劝进之事，通常以联名上书、书面呈文的方式更为稳妥，没必要冒着被同僚猜忌的风险，赶在早会结束后申请“留对”。
“施知事。”
石山知道施耐庵肯定清楚自己此时绝不会称王，但他的时间很宝贵，不想绕圈子，直接问道：
“你今日特意留下，究竟所为何事不妨直言。”
施耐庵却仿若没有看出石山的不耐，依旧一本正经，甚至带着几分固执地追问：
“元帅难道真无更进一步之意此乃军心民心所向啊。”
石山志在天下，对自己麾下的核心文武官员，自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坦然应道：
“我起兵之志，便是要覆灭蒙元，重塑华夏。统率天下义士抗元之事，自不会假借他人之手，迟早要建国称制，但绝不是现在！”
再次阐述了自己的志向，石山面露嘲讽之色，道：
“徐寿辉、张士诚之流，才据区区数城，便迫不及待地称王称帝，或许能一时鼓舞内部人心，吸引些投机之辈，实则不过是笼络幸进之徒的手段，徒惹天下人笑，更引来元廷重点围剿，殊为不智！”
石山的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明确指出此时称王是“徒惹天下人笑和引元廷重点围剿”的蠢事。施耐庵若还是坚持劝进，就等于把自己归入“幸进之辈”了。
他如此爱惜名声的人物，自然不愿沾惹“幸进之辈”这等坏名声，当即改变了策略，道：
“下官追随元帅左右，时常有幸聆听元帅教诲，深知元帅胸怀四海，包容天下，雄图大志非寻常豪杰所能及。自不会为一时虚名小利而迷失心智，更不会劝元帅行此不智之举。”
他先捧了石山，稍稍缓解了一下尴尬的气氛，便开始引入正题，面露忧色，言语恳切地道：
“但这世上，终究是庸人、俗人居多。他们难以识见元帅的深谋远虑，又自知能力浅薄，前程有限，便更容易急功近利，动辄因一己私心而做出蠢事，甚至铤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