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站在王弼的角度，史舜安最终选择“主动”开城投降，无疑是省却了一番手脚，也避免了麾下将士的无谓伤亡。
既然对方已经服软，自然不能再高举屠刀，否则不仅会激起史氏族人的拼死反抗，更会让浙北各地尚在观望的宗族豪强产生兔死狐悲之感，从而坚决抵抗，这显然不利于红旗营后续的统治策略。
不过，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来不止战争一途。武力征服之后，如何消化治理才是真正的考验。
威武卫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丹阳县城。王弼第一时间控制住了史舜安父子及其他统兵的核心子弟，同时下令将那些已被解除武装的史氏子弟兵打散分隔，严格进行甄别。
镇江史氏在本地作威作福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可也导致底层积怨极深。
去年史舜安悍然下令屠杀三千投降的起义军，既是泄愤，也是企图用恐怖手段震慑内部底层族人，和外部反抗者，以继续维系史氏和史氏主宗的强势地位。
但是，当更加强势的红旗营以碾压之势介入后，史氏这座看似坚固的堡垒顷刻间崩塌，往日被强力压制下去的种种矛盾，便会浮出水面，自然会有人站出来控诉、揭发史氏的暴行。
王弼身为威武卫都指挥使，主要职责是攻城略地，为元帅开疆拓土，不可能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长期耗费在丹阳县治理这等“细活”上。
在控制丹阳县的次日，他便亲率主力部队北上，兵锋直指镇江路治所江防重镇丹徒县。
丹阳县这边，王弼留下了三千兵马镇守。
包括对史氏子弟的进一步甄别处置、安抚本地百姓、恢复市面秩序、初步建立红旗营的治理体系等千头万绪的事务，则由随军的军令司参军王宗道全权负责。
王宗道此人，当初在六安州凭借暗中联络士绅献城作为投名状，取得了石元帅的初步信任；随后在劝降合肥诸将献城时又有不俗表现；在军令司工作的这些时日，其能力也得到了石山认可。
此次外放独当一面，正是石山对王宗道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其人若能迅速稳定丹阳县局势，并妥善处理好镇江史氏这个棘手的地方豪强，那么未来设置“镇江府”后，知府的位置很可能就是他的；
反之，若处置不当，或许就只能止步于丹阳县令了。
这其中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由不得王宗道不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任务。
当依靠“外交”手腕初露头角的王宗道，在丹阳县整顿秩序，憧憬着自己仕途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黄岩州，一场即将深刻影响浙北乃至整个江东利益格局的“外交”暗战，正在悄然上演。
台州路黄岩城。
屡降屡叛的方国珍不仅没有遵照元廷之前的招安，前往歙县（徽州路治所）出任“徽州路治中”，
反而趁着石山率红旗营渡江，猛攻集庆路，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急调各地兵马拱卫杭州，导致地方空虚的大好时机，再次举兵，一举攻占了黄岩城。
这一次，方国珍似乎又赌对了。
元廷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温和”，不仅没有立即兴兵讨伐，反而主动派遣使者来到黄岩，默许了方国珍对黄岩的占领，还开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新官职——“海道都漕运万户”！
方国珍之前数次起兵，元廷虽然迫于形势三次招安他，分别授予定海县县尉、万户和徽州路治中之职，官阶小不说，还一心只想调虎离山，再下狠手将其部剿灭，方国珍都没有上当。
这次元廷一反常态主动送官，却让他颇为动心。
只因海道运粮万户这个官职，简直是为方国珍量身定做。
海道漕运万户府设立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隶属于元廷中书省左司粮房海运科，治所设于平江路，专司从平江路太仓到大都路海津镇（后世天津）的海上粮运任务。
元廷本有三个海漕万户府，分段管理，后因海漕万户朱清、张瑄“叛逆”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