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而官府的催课胥吏却依旧如狼似虎。
其人愤懑难平，感叹“此官做得何其窝囊！”，连夜写下情理恳切的请愿书，送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请求减免钱清场不合理的盐税指标。
换来的，却是上司“盐税乃朝廷命脉，不可妄议”的冰冷批文，以及同僚看笑话般的眼神。
时年三十八岁的杨维桢，那股深植于骨子中的狷介之气再次爆发。他竟然直接冲进盐司衙门，当着众多官吏的面，将官帽摔在地上，厉声对上司都转运盐使道：
“要么减掉我钱清场三千引（约六十万斤）的苛税，要么杨某今日便挂冠归田，此生再不踏足官场半步！”
蒙元官场腐败，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油水丰厚的盐政更是腐败重灾区，盐司上下几乎无人干净。杨维桢这般不要命似的闹法，一旦真捅上去，谁也讨不了好。
最终，屁股不干净的盐运使被迫妥协，同意减税。
而杨维桢虽为民请命成功，却也彻底得罪了自己的上司，以及更加庞大的利益集团，被牢牢“焊”死在钱清盐场司令这个微末职位上，再无升迁的希望。
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其父杨宏去世，杨维桢依制丁忧离任，便如同一颗弃子，被无情地踢出了蒙元官场。
守丧期满后，他试图谋求复职，屡次请托却如石沉大海。
官场的大门，似乎已对他彻底关闭。心灰意冷之下，杨维桢转而投身文教，借诗酒寄托情怀。
他在杭州发起“西湖竹枝词”运动，化俗为雅，使竹枝词风靡全城；在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他是最受欢迎的清谈客与诗文评裁；
在嘉兴“聚桂文会”、在松江“应奎文会”上，他执掌评鉴，一言可定诗文优劣，渐成江东文坛公认的盟主。
在此期间，其人《丽则遗音》、《西湖竹枝词》等著作刊印，更是让他一手开创的“铁雅诗派”声名鹊起，坐稳了元末诗坛的头把交椅。
然而，文坛的风光，终究难以填补仕途的失意。
杨维桢那颗“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子之心，从未真正冷却。
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元廷诏丞相脱脱主持修辽、金、宋三史，直到次年书成，竟然还未定下辽、金、宋三国谁是正统。
杨维桢敏锐地抓住机会，写下煌煌巨论《三史正统辨》。总纂官欧阳玄读后击节赞叹，称“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有意举荐他入史馆。
可早已腐朽透顶的蒙元官场，又如何容得下杨维桢这等锋芒毕露、不谙官场“规则”的异类举荐之事，因阻力太大，终成泡影。
直到至正十年，杨维桢终于得到同榜进士康若泰的举荐，才得以复出，出任杭州税课提举司副提举。
兜兜转转二十三年，官阶竟然回到了当初进士及第后出任天台县尹的起点——从六品。这在蒙元官场，堪称绝无仅有的异数。
税课提举一职，负责管理市肆、征收商税，需应对上司的指标、商贾的抵制，收入还多靠税收提成，可谓处在矛盾的漩涡中心，动辄得咎。
杨维桢深感此职如陷“墨海”与“火狱”，身心俱疲。
但经历了两次丢官去职的打击，且已经步入晚年（公元1296年出生），他的心态多了几分无奈的沉稳，虽然在此任上味同嚼蜡，却仍咬牙坚持，不愿再轻易失去这来之不易的官职。
因其“不睦同僚”“忤逆上官”的“恶名”在外，杭州官场对其多是敬而远之。
红旗营南下，城破在即，庆童等人纷纷派遣心腹以“搬兵督战”为名出逃，杨维桢却没有门路可走，也不愿再次仓皇丢弃官身，只能心怀忐忑地留在城中，听天由命。
因其文名甚著，石山对杨维桢也早有耳闻。入城后，便将其列入首批重点甄别名单，命人详细调查其过往及在税课提举司任上的作为，得知杨维桢并无贪渎恶行，
破城次日，杨维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