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枚尚带着卡隆体温的狙击弹头，像一颗被强行淬火的炭，在我掌心烙下了一个无形的、狰狞的印记。它不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成了一个滚烫的符号，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警告。它用最野蛮、最直接的方式提醒我，就在我沾沾自喜于金融市场那虚幻的胜利时，一个真正的猎手，已经在暗处，对我，对我的大脑，扣动了扳机。
皮埃尔。
这个名字在我脑海中盘旋，不再是奥马尔口中一个模糊的代号，也不再是我谈判桌上一个需要用气势压倒的对手。他变成了一个具体、鲜活，且极度危险的存在。他用这一颗精准的7.62毫米子弹，轻而易举地刺穿了我自以为是的、隔着屏幕的计谋，将战争最原始的残酷性，以一种近乎羞辱的方式，狠狠地摆在了我的面前。
卡隆的死，不是意外，而是一次外科手术般的精准猎杀。
我没有愤怒。愤怒是弱者在无能为力时最后的咆哮。我只感觉到一种被彻底激起的、冰冷刺骨的斗志。这种感觉我很熟悉。就像在期权市场上，你所有的模型都被一个看不见的巨鲸对手彻底打乱，所有的情绪都是多余的，唯有更疯狂的计算、更精准的预判、更冷酷的执行，才是你活下去的唯一关键。
接下来的两天，我把自己彻底锁在了帐篷里。
这顶闷热的帆布帐篷，成了我的茧。奥马尔派人送来的食物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很快就引来了苍蝇。我闻不到，也感觉不到。我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那台卫星电脑。它的风扇发出微弱的、持续的嗡鸣，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是我对抗这个野蛮世界的唯一武器。
我几乎不眠不休。咖啡因和尼古丁让我保持着一种亢奋的清醒。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对皮埃尔这个“幽灵”的研究中。
我利用那脆弱但宝贵的卫星网络，像一条贪婪的鬣狗，疯狂地搜刮着所有关于他的信息。法国外籍军团第二伞兵团的服役记录，零星几张在马里执行反恐行动时的模糊照片，退役后进入“法兰西泛非投资集团”担任安全主管的公开履历
信息零碎、有限，而且大多被公关辞令所掩盖。但我依然从这些字里行间，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这是一个受过最严苛现代军事训练的精英。他拥有丰富的、在非洲这片土地上的实战经验。他极度熟悉地缘政治，并且被一个强大的、来自文明世界的资本集团所武装。
他不是奥马尔那样的传统军阀，只懂得用AK和数量堆砌胜利。他也不是戴维那样的傀儡，可以被轻易恐吓和收买。
他是一个文明世界派来，在这片野蛮土地上执行其意志的“手术刀”。精准、高效、冷酷，并且昂贵。
而我，林浩然，就是他手术台上，那个需要被迅速、彻底切除的“恶性肿瘤”。
我将那枚变形的弹头放在电脑旁。每当我的思绪陷入僵局，我就会握住它。那冰冷的触感，那不规则的、撕裂了血肉的边缘，都在提醒我一个事实：单纯的军事对抗，我们毫无胜算。
奥马尔手下这群所谓的“士兵”，充其量只是一群拿着武器的暴民。把他们拉出去，在皮埃尔指挥的、拥有夜视仪、精确制导武器和专业战术素养的精英小队面前，就像一群拿着木棍的原始人，去挑战手持激光枪的星际战士。
那不是战争，那是单方面的屠杀。
我必须换赛道。
我不能在他的战场上，用他的规则去战斗。我要把他从他最擅长的、充满硝烟和弹道的军事领域，强行拖到我最擅长的领域来。
一个由信息、舆论、资本和人性欲望交织构成的战场。
在这里，一颗子弹的杀伤力，远不如一条精心编造的头条新闻。在这里，一个士兵的勇气，远不如一个交易员的贪婪。
一个疯狂而精密的计划，在我的脑中，像病毒一样慢慢分裂、成型。
第三天清晨，我终于拉开了帐篷的门帘。
刺眼的阳光瞬间涌入，让习惯了黑暗的我眼睛生疼，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我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