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详细列举了她三年前在叙利亚、两年前在马里的报道，用放大镜去检视她每一个用词，指责她为了塑造“戏剧冲突”，刻意美化一方、妖魔化另一方。报告甚至还配上了几张经过模糊处理的银行转账截图，极具暗示性地提到，她与某些“反西方”的激进环保基金会、乃至“中东可疑组织”，有着不清不楚的资金往来。
这是一套狠辣至极的组合拳。
《费加罗报》的权威专家，负责在云端之上定调，将阿曼达划归为“天真、被利用”的群体；而这个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独立网站”，则负责向她身上泼洒最污秽的脏水，将她描绘成一个“有预设立场、撒谎成性、甚至可能被收买”的无良记者。
一套精妙的流程走下来，阿曼达·斯特恩，那个两天前还被誉为“正义化身”、“吹哨人”的调查记者，瞬间变成了一个深陷诚信危机的争议人物。网络上那些原本一边倒支持她的声音，开始出现了分歧和动摇。
我盯着卫星终端屏幕上那些构陷她的文字，只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这，就是皮埃尔·杜邦的反击。
他没有再派出一兵一卒，没有动用一枪一炮。他动用的是资本世界更熟悉、也更高级的武器——金钱、资源、人脉和专业的公关团队。他正在用他庞大的财力，为我精心编织的谎言，撕开一道致命的口子。
他没有试图去证明卡兰没有发生屠杀——因为屠杀确实发生了，只是性质不同。他转而攻击那个报道屠杀的人。他不是在否认“事实”，他是在摧毁“事实”的叙述者。这是信息时代，釜底抽薪的最高境界。
最致命的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对阿曼达的指控，并非百分之百是空穴来风。
像她这样意志坚定、目标明确的记者，为了追求她心中所谓的“更大的正义”，在报道中夹带私货、进行倾向性的剪辑和叙述，几乎是这个行业的潜规则。他们称之为“构建叙事”。这些手法平时隐藏在“客观中立”的外衣下，无人深究。可一旦被对手用千万倍的放大镜，拿到聚光灯下逐帧审视，那些原本的“技巧”，就会立刻变成足以致命的“污点”。
皮埃尔抓住了这一点。他抓住了阿曼达的骄傲，也抓住了她的“原罪”。
果不其然，当天深夜，营地的寂静被刺耳的卫星电话铃声划破。
是阿曼达。
“林先生！”电话刚一接通，她那混合着疲惫与愤怒的声音就从听筒里爆发出来，背景音里还夹杂着电流的杂音，“我想你已经看到了网上的那些东西！这是诽谤！是赤裸裸的人格谋杀！是‘法兰西泛非投资集团’的报复！”
她几乎是在咆哮，那个在戴维将军面前都保持着冷静的女人，此刻的声音中却透着一丝难以掩饰的颤抖。
“我很遗憾，斯特恩女士。你的报道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我刻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绝对的平静，这种平静在此刻是一种力量，“但这也在意料之中，不是吗？当你试图揭露狮子的罪行时，就该料到它会反咬一口。”
“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抹黑我！”她的声音有些急躁，仿佛在说服我，更像在说服她自己，“但他们正在混淆视听！他们把水搅浑了！现在，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我心中猛地一沉。
来了。她开始动摇了。
皮埃尔的舆论攻击，已经成功地将压力从他自己身上，转移到了阿曼达身上。她从一个自信的审判者，变成了一个急于自证清白的被告。她的骄傲和职业尊严，不允许她就此认输。
她迫切地需要我提供更多的“弹药”，需要更确凿、更无法辩驳的铁证，来回击那些质疑，来证明她是对的，来证明“法兰西泛非投资集团”确实雇佣了外国雇佣兵，并且屠杀了“无辜的平民”。
而我的手上，已经没有更多的弹药了。
卡隆的尸体已经被利用过一次，谎言就像地雷，埋设第一个是为了杀伤敌人，埋设第二个、第三个，就很有可能会炸到自己人。我不可能凭空再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