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兴国、百工振业！”
“可这条路，艰难重重。”
他眉头紧锁，陷入沉思。
若说抵御北患，是自百姓到官员，乃至太祖都愿共赴之事，那么——
【文教兴国，百工振业！】
其阻力，远超此前提出的“财政改制”与“军制变革”。
因为它动摇的，不只是“八股取士”这一国策；
它触动的是无数官吏的前程，更是千千万万埋首于“四书五经”的学子命运。
他们苦读数十载，只为一朝登科。
一旦发现通往功名的道路被改写，必然人心动荡。
毕竟，今日朝中文官、学界大儒，皆由八股之路而出。
如今要变法易制，岂是轻而易举？
莫看朱雄英如今声望如日中天，民间敬之如神明，朝中亦多拥戴。
可一旦推行此策，恐怕所有文臣、儒士、监生、学子，都将视他为敌。
可是，因为畏惧反对，就止步不前吗？
不。
他心中有六百年后的文明回响，灵魂深处烙印着未来的智慧光芒。
他是大明皇室血脉，是帝国将来的执掌者。
怕什么？
若惧人言，当初就不会提出那般触动权贵的“财政与军制改革”。
更何况，他早已布下伏笔。
这也正是他选择提“文教兴国”，而非“科教兴国”的根本所在。
文教二字，似乎仍扎根于儒学的传统脉络之中。
追溯源头，先秦时期的儒学，并非孤立存在。它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不断吸纳、演变。
在那之前，儒者所崇尚的并非空谈义理。
汉唐之际，君子六艺中明确包含“骑”与“射”，皆是实操之术，关乎体魄与战技。
只是后来，经由层层修订与取舍，原本兼具文武之道的学问，渐渐偏移了方向。
于是便有了今日这般景象：书生不识弓马，却敢论兵事；纸上谈兵者高居庙堂，反令实务之人束手无策。
这种风气，并非自古如此。
确切而言，是在前宋时期才逐步成型。
而如今的大明，幸有太祖皇帝镇守江山，朝纲未堕，武备尚存，此等弊病尚未显现。
但历史的轨迹早已留下印记。
待到那位被称作“大明战神”的帝王，在土木堡一役中将永乐留下的将领尽数折损之后，朝廷格局为之一变。
自此，武将退出权力核心，文臣再度掌控朝政。
成化年间，八股文进一步固化，科举之路越走越窄，选拔之法愈发僵化。
直至“东林书院”崛起，文官集团更是借讲学之名，广植私党。
他们口口声声“忠君爱国”，可所作所为，实则分割皇权，架空政令。
其势之盛，竟使后世天子难以触达民间疾苦，朝廷与百姓之间，渐成隔阂。
在朱雄英眼中，这种专利于士大夫阶层的“腐儒之学”，连同僵化的科举制度，绝不能在大明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