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为“技术之户”。
子孙不得改籍，终身服役，堪称铁打的饭碗。
大明取而代之，百废待兴，工匠尤为紧缺，遂将此制全盘继承。
与军户一般，一旦入籍，终生不变。
可以说，在“士农工商”的格局之中，唯有通过科举登第，方能跳出出身之限。
其余各籍，皆无上升之路。
尤以商籍为最，连考场都不得踏入。
彻底封死了他们通往仕途的可能。
这种体制，显然刻板僵硬。
但当时别无选择。
大明立基于前朝残破山河之上。
欲使天下重归秩序，唯有令百姓各安其位。
农人耕田，保障粮源；匠人制器，供给民生。
便是行医之人，也有专属医籍。
军户执戈，守卫疆土。
人人守其本分，国家方可稳步前行。
然而——
问题也正由此而生。
一个人尚未出生，命运便已被注定。
在这种一成不变的体系下，自由无从谈起。
怠惰尚可约束，真正的症结在于人心的麻木与抗拒。
可他们无力挣脱枷锁，只能日复一日应付差事。
长此以往，虽表面看仍是“家传手艺，代代相继”。
实则技艺停滞，创新断绝，整个行业早已积弊深重。
外来力量未曾注入。
终身束缚的匠籍体制，不仅拖慢了制造速度，更使技术发展停滞不前。
或许正因如此，尽管“火药”早在宋朝便已问世，“火铳”与“火炮”也陆续登上战场核心位置，可几百年流转，至大明尾声之时，技艺仍如旧日般缓慢爬行。
进步并非没有，只示威弱得如同晨雾遇阳，转瞬消散。
两百七十六年的岁月长河中，那点变动几乎不见波澜。
相较之下，后人所见的兵器演化，在数十年间便翻天覆地。
倘若大明依旧固守匠户世袭、父死子继的规矩，那么朱雄英倾心交付的技术遗产，几十年后，除少数真心守护者外，多数人只会敷衍应付。
五十年一过，祖传父，父传子，子孙仍在原地重复旧法。
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大明，科举以“四书五经”为纲，八股取士才是正途，
匠人前途一眼望尽，谁愿投身其中？
若将来欲兴大业，修通全国省府州县之道路，所需工匠从何而来？
钢铁出自何处？
火车的车身、引擎、铁轨、零件，又由谁来打造？
国力强弱，根本在于生产力高低！
而这，正是朱雄英提出“百工振业”的深层缘由——其艰难程度，甚至超过“一绝北境之患”。
“人才，必须由大明自己去孕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