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大可的事儿像块石头压在黄白心口，好几天他都没精打采的，夜里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一闭眼就想起伙房里崔大可抱着酒坛憨笑的模样。
他暗自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碰酒，可每当夜深人静，思乡的愁绪翻涌上来，或是白天在茶场累得直不起腰、心里堵得慌时，他还是会摸出藏在床底的酒瓶，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灌。只是那酒再也没有当初的烈劲儿，只剩下满口的苦涩，顺着喉咙滑进胃里，连带着心里也苦得发疼。
转眼到了第二年清明节，公社组织知青们去县城参加集体扫墓，纪念革命先烈。一大早，二十多个知青背着水壶、揣着干粮，沿着田埂往县城走，路上的野草刚冒出绿芽，风里带着点春天的暖意。黄白走在队伍中间，看着路边的稻田，又想起了崔大可——要是他还在，肯定会跟在队伍后头，哼着小调，手里还攥着个酒葫芦。
扫墓结束后，返程时路过县城的街道，黄白突然停下脚步，对身边的知青说：“咱顺道去看看崔师傅吧，他生前最爱喝两口，咱去供销社打点儿小烧，给他带过去。”
这话一出，男知青们立马响应，纷纷点头：“对，该去看看崔师傅，上次抢收多亏了他帮忙扛麻袋。”几个平时跟崔大可一起喝过酒的男知青，还拍着胸脯说要多打点儿好酒，让崔师傅在底下也过过瘾。
可女知青们却没什么反应，有的低着头摆弄衣角，有的小声说要早点回知青点晒被子。黄白心里明白，大概是崔大可“臭酒篓子”的名声太响，女知青们总觉得喝酒误事，自然对他没什么留恋。毕竟在那个年代，女人大多爱劝男人少喝酒，觉得酒是惹祸的根苗。
一行人先去了县城的供销社，刚进门就闻到一股混杂着酱油、肥皂和酒香的味道。货架上的瓶装酒早就被抢空了，只剩下角落摆着的几大缸散酒，缸口盖着木板，旁边放着个铁皮瓢。黄白跟女营业员打了招呼，几人一合计，干脆把缸里的散酒都打了一遍——有辛辣的地瓜烧，有带点甜劲儿的米酒，还有度数高的高粱烧，每人手里都拎着个陶瓷酒瓶，瓶身上还沾着刚打的酒渍，晃晃悠悠的，酒气顺着瓶口飘出来。
出了供销社，众人浩浩荡荡地往城外走，打算回公社再去崔大可的坟前。可还没走出县城的老街，就看见前面走来个熟悉的身影——穿着件白色短袖衫，胸口印着醒目的“岭南文工队”红字，不是之前的队长王岩石还能是谁？
半年前，王岩石就从公社调到了县里的文工队，听说专门负责排演样板戏。这会儿见了知青们，他立马笑开了，用三根指头捻起衣服的布料，得意地晃了晃：“这是咱文工队的队服，每次演出前大合唱都得穿，你瞅这料子，多厚实！”
“王队长，您最近在排练啥节目啊？”有知青好奇地问。
“那还用说！”王岩石一拍胸脯，声音洪亮，“《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都是咱老百姓爱听的样板戏！”
“好啊！那您给我们来几段呗！”几个知青眼睛一亮，他们年少时在家常听大人放留声机里的戏曲，自打下乡后，每天不是采茶就是割稻，物质生活拮据，精神生活更是贫瘠得很，早就没听过正经戏了。尤其是几个出身好的知青，以前还跟着家里人去剧院看过演出，这会儿一听王岩石会唱，立马来了兴致，围着他央求起来。
王岩石摆了摆手，眼睛一转：“在这儿唱多不方便，人来人往的，听不清。走，咱去附近的国营饭店，弄几碗酒解解渴，再炒几个菜——咱去看崔大可，总不能空着手去吧？得给他带点儿酒肉当祭品，不然他该怪罪咱们了！”
众人一听，觉得这话在理，本来扫墓的事儿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会儿一听有酒有菜，更是乐得不行，呼啦啦跟着王岩石往国营胜利饭店走。
二三十人涌进饭店，把四张方桌拼在一起，瞬间占了大半个大堂。服务员拿着菜单过来，知青们凑在一起，七嘴八舌地点起菜来——粘稠劲道的灵山粉、清凉补血气的清补凉、裹着椰香的椰子饭，还有琼山豆腐、牛尾煲，甚至还有个头比大盘子还大的龙虾，都是平时在知青点想都不敢想的硬菜。光是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