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华咬了咬牙，猛地坐起身来。冰冷的衬衣贴在皮肤上的瞬间，他打了个寒颤，像是光着身子跳进了冰窟窿，寒气顺着皮肤往骨头里钻。他不敢耽误，上牙敲着下牙，飞快地穿衣服，手指冻得不听使唤，系扣子都系了好几次才系上。穿完衣服，他只能原地蹦跶几下，靠身体的晃动把温度传递给衣服，好让自己能舒服点。
帐篷里没有暖水瓶，更没人会提前起来烧热水，大家只能用缸子里带着冰碴的冷水洗脸、刷牙。那水冰得刺骨，本来就麻木冰冷的脸，被冷水一激，不但没洗下灰尘和油腻，反而觉得脸上更脏了，还紧绷绷地疼。
刘忠华也管不了那么多，顺手从床头抽过那条冻得邦邦硬的毛巾——那毛巾跟刀片似的，稍微用力就能刮疼皮肤。他胡乱地擦了把脸，脸上顿时传来一阵刺痛，他皱了皱眉，也顾不上揉，赶紧戴上那顶因结霜而冻得硬邦邦的雷锋帽，又在床头翻找手套。找到那双旧毛线手套，他赶紧戴上，准备出门做工。可刚掀开门帘，一股寒风就灌了进来，他突然觉得脚底板像是踩在冰面上，凉得刺骨。他急忙缩回身子，低头一看，原来是棉鞋忘在床底下了，赶紧弯腰去拿。
昨天队里说，编炕席的苇子不够用了，要组织大家去阿拉赫林场背苇子，顺便对知青们进行一次冬季拉练。土生土长的队长站在帐篷门口，瞧着这群缩着脖子、瑟瑟发抖的年轻人，心里直摇头，嘴里还嘟囔着：“这才零下四十七八度就受不了了？想当年我们……”在他眼里，这些知青就是太矫情，这点冷根本不算啥。
刘忠华脚上穿的是母亲亲手缝制的狗皮里儿黑条绒面棉鞋，又暖和又合脚——当初队里分配的大头鞋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没一双合适的，母亲知道了，连夜给他做了这双棉鞋，鞋里塞的狗皮还是父亲托人从老家弄来的。他把绳子和挎包准备好，绳子是用来捆苇子的，挎包里装了几个冻硬的馒头和一小袋咸菜疙瘩，那是今天的干粮。收拾好后，他赶忙跑几步，跟其他知青汇合，一起往林场去。
集合哨声在营地上空响彻，尖锐的哨声穿透了寒风。各小队的队长开始清点人数，“张三！”“到！”“李四！”“到！”……点完名，每个人都检查了一下挎包，确认干粮没少，然后便踩着厚厚的积雪，头顶着满天的繁星出发了。
这晨夜黑得吓人，虽然头顶上有无数的繁星，亮晶晶的，像撒了一把碎钻，可星星的光太弱了，根本照不亮漆黑的原野。放眼望去，四周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知青们手里的手电筒零星地亮着，光像萤火虫似的微弱，只能照亮脚前的一小片雪地，稍远一点的地方还是黑漆漆的。
大家只能抹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刘忠华的棉鞋陷进半尺深的积雪里，每走一步都要费不少劲，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在寂静的草原上显得格外清晰。他呼出的白气一团接一团，很快就在雷锋帽的毛边上结成了细小的冰晶，白花花的，像给帽子镶了层边。
远处大食堂的灯光在风雪中忽明忽暗，那点微弱的黄光摇摇晃晃的，像一只疲惫的眼睛，随时都可能闭上。众人从四面八方往大食堂聚拢，要在食堂前面的空地上集合，算清楚总人数后再一起出发。
顶着风走路，脚下又辨不清前路，这样熟悉的场景，突然让刘忠华想起了最初踏入知青生活时那个刻骨铭心的片段——
那是 1968年8月29日，一个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日子。那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万知青，像一片片白云，从城市里聚拢起来，然后飘向遥远的内蒙古。可到了内蒙古，就被这里的寒风和沙尘打散了，化作一朵朵小小的白莲花，飘落在大草原、大沙漠、大深山的各个角落，在那里生根发芽，用青春浇灌出不一样的果实。
纵使隔了九年，跟家人离别的那个瞬间，刘忠华还是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天，北京的天气突然变了脸，前一天还酷热难耐，那天却变得阴冷起来，风刮得人身上发凉，可偏偏没有下雨。代替雨水落下的，是父母眼里打转的泪水，还有弟弟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