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黄土高原，被沟壑万千的大山紧紧怀抱的杨柳大队，王婷这批知青的故事要从1973年深秋的那个清晨说起。?
当两辆解放牌卡车载着来自天南地北的四五十名知青，绕过羊祜公社界碑口那座锈迹斑斑的铜像时，上海知青胡伟正趴在车栏上，望着盘旋的山路出神。
秋风扫过山野，枯叶簌簌飘落，在地上铺了一层焦黄的毯子，踩上去沙沙作响。远处的山峦隐在灰蒙蒙的雾气里，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唯有那几十棵老柿子树倔强地立在荒坡上那些田间地头上，枝头挂满了熟透的果子，被漫山遍野的炊烟薄雾一衬托，红得透亮，仿佛是深秋里最后倔强亮起的灯笼。
胡伟的眼睛刚亮起一丝光，却又随着皱紧的眉头黯淡下去。满眼的萧瑟让他心头泛起一阵凉意。
与此同时，青岛姑娘王婷把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搪瓷缸紧紧抱在胸前，试图挡住车厢里灌进来的冷风。他们还不知道，有一个被羊祜公社干部们私下评为“最能锻炼人”的贫困山村，即将成为这批年轻人共同的生活之地。
当初，羊祜公社的干部捏着知青分配名单时，目光总在杨柳大队那一栏多停几秒——全村土坯房比牲口棚还多，账本上的工分值是常年垫底的。最终，19个知青的名字被红钢笔重重圈在了这个穷得最彻底的村子名下，比倒数第二名整整多了7人。公社书记敲着搪瓷缸说：“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炼出真金！”缸底脱落的珐琅皮，正巧露出了“为人民服务”里那个缺了角的“人”字。
等到第二轮分配，便没了大车相送，只有一辆骡子拉拽的两轮平板车。
骡车在泥泞的山路上吱呀前行。行李堆得有半车高，谁也坐不上去，杨柳大队特别主任苏文明和妇女主任江芳只能领着知青们沿着泥路徒步进村。
渐渐地，他们被地排子车甩地老远。等车子好不容易爬上山岗，车把式老周喊一声“驴——”让骡子停下后，他回头张望，看到远处的大部队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过几道山梁。回转身，眼前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布满梯田的谷地，以及散布在山野间劳作的社员身影。
苏文明，这位皮肤黝黑得像老树皮的庄稼汉，抓住这难得的“导游”机会，边走边向知青们热情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言语间充满了对家乡山水的自豪。
在他眼里，胡伟、王婷这批知青和以前最早下来锻炼的那一批不同，他们的户口直接落在了生产队，成了杨柳大队名副其实的社员，口粮由生产队供应。
所以，这位大队特别主任打心眼里没把他们当外人。
看着这些干干净净、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苏文明乐得合不拢嘴，感觉就像自家后生回来了，是杨柳大队未来的希望。
他恨不得把这村子祖宗八辈的故事都倒出来，只嫌这山路太短，自己嘴巴不够快。
他边走边指点着：从村头那棵八百年的老唐槐，说到半山腰抗旱修出的梯田，本地人骄傲地叫它“大寨田”；从村名“杨柳”源于“北枕杨柳林，美似杭州城”的典故，讲到祖上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而来的传说。
“俺们村啊，是周边几个村子挤出来多余的田地，新建的一个庄子，原住户多半是从山西洪洞县那儿迁来的。”
有知青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一路上，净听你们说自己是从大槐树老鸹窝迁来的，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苏文明一听就急了，二话不说脱掉脚上的旧布鞋，瞪着眼嚷嚷道：“瞧！瞧俺脚丫子！小拇指，看见没？这小拇指的指甲盖儿是分瓣儿的！这可是俺们老槐树子孙的铁证！”
“还有……”苏文明看众人都盯着他那双沾满泥巴、像老树根一样的脚，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鞋穿上，直了直酸痛的腰板，又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俺们这儿管‘方便’叫‘解手’，你们知道啥意思不？当年啊，俺们老祖宗被官差从山西押过来，官家怕他们跑了，就用长绳子把人一个个拴着手，像串蚂蚱似的赶着走。谁要是想方便了，就得喊‘解开手，俺要尿尿’‘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