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强颤抖着手摸起了医院的电话，给袁月月的爹娘打去了电话。
连接上海的长途电话接通时，模具厂大喇叭的回声震得听筒发颤。“袁月月住院了！她很想家！她很想家！袁月月住院了！她很想家！她很想家！”
正在检查机器模具的王秋桂一听到闺女的名字，心一痛，手里的新鲜模具陡然落地，害得旁侧的同事一阵埋怨。
王秋桂确认了喇叭里的名字确实是自家闺女后，来不及脱掉工作连衣裙，更来不及跟班组长请假，恍恍惚惚地朝着家的方向飞窜而去。
王秋桂抄起劈柴的斧头劈开更衣柜上的铁锁，取出攒了五年的全国粮票。等她跌跌撞撞跑到邮局，却发现隔着太行山，连眼泪都要三天才能流到女儿枕边。“闺女啊，娘的心肝肉啊！”王秋桂绝望地瘫坐在了地上，喉咙里滚出的呜咽被太行山脉生生拦腰斩断，变成绝望的碎片。
袁家父母乘绿皮火车辗转至铜川，搭上运煤的东方红拖拉机，又换了三趟驴拉地排车，终于在第四日晌午抵达延川县医院。
当一身煤灰、满面尘霜的袁家父母终于跌撞进延川县医院病房，消毒水的味道立刻被撕心裂肺的哭声刺破。袁月月蜷缩在泛黄发硬的被褥间，像一截被暴晒抽干了水分的枯枝。袁母头上的蓝布头巾无声滑落，她扑到床前，指尖刚触到女儿滚烫凹陷的脸颊，眼前一黑，直挺挺向后倒去——“我的囡啊！阿拉弄堂里白胖胖的囡囡，怎落得……落得像个饿死鬼啊！”
主治医生捏着薄薄的病历本，眉头锁成死结。这对上海夫妇像抓住救命稻草，日日堵在医生办公室门口，攥着发黄的《1968年知青安置条例》追问：“特殊病况返城政策！阿拉囡囡能不能办？”他们颤抖的声音和通红的眼眶，让医生护士们都避之不及，仿佛袁月月得的不是什么黄疸肝炎合并高烧，而是沾上就能毁人一辈子的瘟疫。
院长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第四次全院会诊，气氛沉重得像压了铅块。老院长摘下老花镜，疲惫地揉着眉心：“x光机是老大哥留下的古董，验肝功能要送市里……往大医院转吧！”他拿起钢笔，用力在转院申请的“院长意见”栏签下名字，红印章“啪”地一声盖下去，沉甸甸地带起一阵纸灰。没人敢打包票能治好，更没人想担这个风险。
知青病退，是道炼狱般的窄门。要闯过“县医院证明+公社政审+市知青办批复”三座火焰山。袁月月烧得迷迷糊糊，却能清晰感受到那张无形的网越收越紧——她政审表上“作风问题”的污点墨迹未干！能不能成？她心里虚得像踩在棉花上。
袁母举着那张盖着鲜红医院大印的“病情危重诊断书”，像举着一面冲锋的盾牌，在午饭钟点悍然冲进公社革委会大院！铝饭盒被打翻，金黄的洋芋擦擦撒了一地。妇联主任王彩凤崭新的的确良衬衫领口被死死揪住：“阿拉月月是响应号召来的！现在要病退回城救命！政审材料还要卡人？！你们还有没有人心啊！”
窗根下，知青办老张“吧嗒”着旱烟袋，浑浊的眼睛眯着：“怪事！上月还见她挑着粪桶挣工分，那腰板挺得跟小白杨似的，这病……啧，来得比山洪还猛？”文书小周凑近了压低声音，嘴角撇着：“癔症！烧糊涂了总念叨看见黄浦江的波纹……要我说，十有八九是装的！想回城想疯了呗！”
袁母的战斗力超乎想象。公社一天不放人，她就一天不撤兵。大清早堵书记门，晌午闹食堂，傍晚拍革委会的木头桌子。哭骂、哀求、甚至要以头撞墙的架势，把几个头头脑脑折腾得人仰马翻，看见她的蓝布头巾就头皮发麻。
“批！赶紧批！让她走！”公社书记烦躁地挥着手，像驱赶一群恼人的苍蝇，“赶紧把这尊瘟神连同她那‘病秧子’闺女送走！再闹下去，影响生产，谁担得起？”会议开得史无前例的“高效”，公章盖得飞快。那张决定命运的“同意病退”批复落到袁母手里时，还带着油墨的温热。?
离开陕北那天，天阴沉得厉害。袁月月竟奇迹般地退了点烧，蜡黄的脸上透出一丝异样的潮红。她推开父亲搀扶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