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满沟壑的脸上全是真心实意的焦急，“您快回树荫底下歇着！这点活儿，我们老骨头还折腾得起！”旁边几个婆姨也七嘴八舌地帮腔：
“就是就是！淑琳妹子你可忘了？刚来那会儿，手上磨得全是血泡，化脓发烧，在卫生院躺了七天！可遭老罪了！”
“这毒日头，再把你晒晕过去可咋整？快回去！树底下凉快！”
“如今你是咱公社的脸面，哪能像俺们泥腿子一样下死力气？”
冯淑琳象征性地又往前迈了半步，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无奈笑容：“乡亲们，我这来蹲点，就是要同劳动……”话音未落，就被更大的声浪淹没。
“那是上面瞎操心！咱大槐沟认你这个人！”
“对对对！你在树荫下看着，就是跟我们心在一块儿干！”
仿佛冯淑琳不是来劳动的干部，而是田头一尊需要精心供奉的菩萨。冯淑琳最终“拗不过”众人的热情，半推半就地退回到田垄旁那棵枝叶繁茂的老柿子树下。浓密的绿荫瞬间隔绝了灼人的阳光，只留下丝丝清凉。她倚着粗糙的树干，看着田地里那些古铜色的脊背在热浪中起伏，汗水沿着肌肉的沟壑肆意流淌，滴落在龟裂的泥土里。她微微眯起了眼，伸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角，白皙的手腕上，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在树影的间隙里反射出几点冷硬的光。
“同劳动”的硬性规定，在她这里，巧妙地转化成了田埂上的“监工”和打谷场上的“宣讲”。
傍晚的打谷场，扬起的麦尘在夕阳里形成一道金色的薄雾。冯淑琳站在场边一块略高的石碾上，手里展开一份《红旗》杂志，清脆的声音穿透喧嚣的劳动号子：
“……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要彻底改造世界观，在三大革命的熔炉里锻炼成钢！”她念得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带着一种天然的感染力。一圈社员围着她，或蹲或站，听得入了神，连手里扬场的动作都慢了下来。胡强抱着一捆麦秸走过，目光扫过她被晚霞镀上金边的身影，掠过她手腕上那块刺目的上海表——去年此时，她纤细的手腕上缠着的还是记工分的麻绳标记。
“同吃同住”，冯淑琳倒是履行得一丝不苟。按照规矩，她每天轮换着去社员家吃派饭，一顿饭按标准给三两粮票一毛钱。
消息一出，整个大槐沟都沸腾了。家家户户都憋足了劲儿，盼着冯干事那双锃亮的黑皮鞋能踏进自家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