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召开那天，人民大会堂里华灯璀璨，几千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教员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清晰地回荡在巨大的空间里，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像重锤一样砸在每个人心上：“听说，上次我的检讨，好多地方没传达？是想替我捂着盖着吗？同志们，不行！错误藏不住，也不能藏！只要是有犯错，第一责任在我！间接的，我也脱不掉干系，谁让我是带头人，是负责人呢！不是要让别人分担责任，但这头一份责任，我担定了，也必须担！”
底下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偌大的会堂里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好多老党员红了眼眶，手里的笔记本都拿不稳了。徐诗文当时作为知青代表，在河北分会场听着广播，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领袖敢把自己的错误摆出来，当着几千人的面主动担责，这样的胸怀和担当，谁能不佩服？谁能不动容？
面对台下几千双探寻、期待的目光，教员也坦诚相告：建设一个新世界，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经验，没样板，我自己更只是个“学生”，还在学习摸索。
“搞建设，我们心里还没谱啊！经济这道题，大片都是‘未知地带’，等着我们去闯，去试。就说我吧，经济建设里头的门道，懂的太少太少了。工业、商业？我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农业嘛，略知一二，也只是相对懂一点，跟真正的老农民比，还差得远……还得接着学，死磕到底！”他的语调特别诚恳，没有一点领袖的架子，“我过去的目光，多聚焦在制度、在生产关系上，总想着先把架子搭起来。至于怎么让生产力真正奔腾起来，怎么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这里面的学问太大，我知道的，太少太少了。”
后来的日子里，历史的轨迹印证了这一刻的清醒与务实。自那场震荡之后，教员深邃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思想引领与战略布局的天空——那是他曾经纵横捭阖的领域，也是他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而经济建设的具体事务，渐渐移交给了更熟悉“算盘珠子”和“工厂机器”的同志——像恩来、小平那样懂经济、会管理的人，他们能把日子过得更扎实，能让工厂多产好东西，能让地里多打粮食。
多年后，还有老同志记得长江畔那句带着自省的叹息：“搞经济，我这辈子是真钻不透了……”可谁都明白，这句叹息不是退缩，不是认输，而是一位领袖对国家、对人民最实在的担当——知道自己哪里不行，就不占着位置瞎指挥，而是把机会留给更行的人，把舞台让给更懂的人。这样，国家才能走得更稳、更远，老百姓的日子才能越来越好。
就像徐诗文后来跟知青们说的：“领袖都能承认自己‘不懂’，都能放下架子去学，咱们年轻人更得虚心。不管是种地还是搞建设，都得一步一个脚印来，急不得，也假不得。就像这院子里的老枣树，得先扎根，再开花，最后才能结果，哪有一夜就长大的道理？”
那时候，知青院的枣树上已经结满了青枣，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应和着他的话，也像是在轻轻诉说着那段既有热浪翻滚、也有清醒反思的岁月。徐诗文望着满树的青枣，心里忽然亮堂起 ——他好像明白了，真正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一路狂奔，而是在前进中反思，在反思中调整，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地走向未来。
一幅画面在他脑中骤然清晰：暮色沉沉的书房里，一位暮年老者伏案疾书的身影，老花镜滑到了鼻尖，他却浑然不觉；墨汁渗入宣纸的沙沙声，混着窗外梧桐叶被风吹动的轻响，成了这深夜里最安静的旋律。手边青瓷烟缸里，烟蒂已经堆得半满，他偶尔抬手，将燃到尽头的香烟在缸沿轻轻一磕，“叮” 的一声脆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烟灰簌簌落在铺开的《政治经济学》书页上，他也只是随手用指尖扫了扫，目光依旧牢牢锁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上。
桌角的白瓷杯里，茶水早就凉透了，杯壁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珠，顺着杯身缓缓滑落，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他却顾不上添热水，手里的钢笔写写停停，时而皱眉思索，笔尖悬在纸上方迟迟不落；时而又豁然开朗，墨水在纸上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