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这四个字，说出来轻描淡写，可真要落地，难如登天。他比谁都清楚，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能撬动全局的“牛鼻子”，就藏在“科学与教育”这六个字里。这不是他第一次想攥紧这把钥匙，两年前那个短暂的春天，他就推动过《关于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的试行办法》，那张盖着红章的通知刚贴在北大、清华的礼堂墙上，墨迹还没干，就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盖得严严实实。
远在陕北农庄的李教授，听说这办法时正蹲在灶台前烧火，手里的柴火 “啪嗒” 掉在地上，他盯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愣了半天，嘴里反复念叨“有希望了，孩子们有希望了”。可没几天，批判的消息就传了过来，李教授连夜把藏在枕头下的《物理教材》裹进粗布衫，压在炕席底下，眼泪砸在泛黄的纸页上，晕开了“牛顿运动定律”几个字——那道转瞬即逝的光，刚照亮过漆黑的天幕，就又沉了下去。
好在历史的车轮滚滚 1977 年夏天，这位老人爬过了三次陡峭的大山，浮浮沉沉，趟过了泥沼，爬过了悬崖峭壁，终于站在了山巅，欣赏这片可爱的土地。这一次，他的目光像鹰隼似的，牢牢锁定了科教领域。早在正式宣布复出前，他的动作就没停过。六月的一个午后，蝉鸣吵得人心烦，主管科教的王主任推开招待所房门时，整个人都怔住了：墙上挂着幅巨幅中国地图，密密麻麻插满了小旗——红色标高校，蓝色标重点中学，他正站在地图前，手里的红蓝铅笔在 “北京”“上海”“南京” 各城市间急促敲击，桌面发出 “笃笃” 的声响，像在敲打着每个人的心弦。
“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待遇必须跟大学教授看齐！”他突然转身，铅笔尖“啪”地戳在桌上的《中小学师资状况统计》上，那行“某省中学物理教师平均学历：初中”的字样，被他圈了个醒目的红圈，红得刺眼。王主任赶紧掏出笔记本记录，就听他接着说：“抓科技得先抓教育，教育的根在中小学！你看看这数据——断层十年，数理化老师没几个合格的，外语更是没人教，再过几年，想找个能教微积分的老师都难！必须集中力量办重点校，教材要重编，不能再用那些满是口号的本子，得把国外的先进成果学过来。最重要的是，得给科研找接班人，不然国家的现代化就是空谈！”
后来在一次核心智囊会议上，他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茶水溅出几滴在桌布上，他却没心思擦，声音里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国要现代化，科技就是命脉！光喊口号没用，得有真知识、真人才！咱们跟国外差了多少？整整二十年！”他指着窗外的梧桐树，“两条腿走路——普及教育不能丢，但重点院校必须挑最好的苗子！怎么挑？考试！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才都聚过来！”说到这儿，他顿了顿，语气更沉了：“要在党内树新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脑力劳动者不是‘臭老九’，他们跟工人、农民一样，都是光荣的劳动者！”
七月盛夏，一份关乎他政治生命重启的决议终于通过。那天秘书宣读文件时，他正坐在藤椅上，目光落在窗外——梧桐树上新抽的嫩芽，嫩得能掐出水来，风一吹就轻轻晃，像极了那些渴望读书的年轻人。他指尖在扶手上轻轻敲着，等秘书念到 “优先恢复科教领域秩序” 时，他嘴角悄悄翘了下，眼底闪过一丝光亮——这份决议，对他来说不只是官复原职的证明，更是打开科教枷锁的钥匙。
可现实的困境远比想象中棘手。某天在勤政殿，自鸣钟“当当”敲了三下，他正拿着放大镜看《全国高校师资统计表》，一行数据突然让他停住了——“某省中学物理教师平均教龄：2.8年”。他把放大镜放在桌上，手指捏了捏眉心，脑海里突然闪过前几天去某顶尖学府视察的画面：实验室里，一台本该用来做精密实验的天平，被摆在墙角，上面放着个玻璃罐，罐里装着咸菜，旁边还有张纸条，写着“废物利用”。墙上贴着的“抓革命促生产”标语，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那会儿他还没正式履新，可全国科教领域的烂摊子，他早就摸得门儿清。“两个凡是” 的旧思维像层厚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