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摸出兜里皱巴巴的烟盒，抽出最后一根“大运河”牌香烟叼在嘴上，“噌”地划亮一根火柴。火苗在风里颤了颤，他赶紧用手拢着，直到烟卷燃起点红光，才猛吸了一口，呛得喉咙发紧，一缕青烟裹着白雾袅袅升起，飘进月色里没了踪影。
吸到第三口时，他突然把烟摁灭在门坎缝里——这烟必须戒了！不光是烟，那些休息日跟知青们凑堆去场部挥霍的毛病也得改。
以前一到歇工日，男知青们总爱勾肩搭背往供销社跑，你买一包烟，我称半斤糖，凑钱买两斤花生，蹲在路边就嚼得喷香。
女知青们则喜欢去小吃店，花6分钱买个肉馒头，咬一口油汁顺着指缝流，或是买块1毛钱的桃酥，你掰一块我尝一口。偶尔嘴馋了，还会凑钱称斤五花肉，或是买几根大骨，回连队后找老乡借口锅，烧上一锅山芋炖大骨，再炒盘蚕豆，围着灶台抢着吃，吃得满嘴油光才罢休。
那时候大家都讲究“硬劈柴”，不管花多少钱，最后都平摊，可就算这样，每人每次也得掏个块八毛。知青们大多工资低，月底算账时总能听见抱怨：“这个月又超支了！”有的知青饭票菜票不够，只能厚着脸皮找司务长打条子预支，下个月发了工资再扣，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这个月刚松快两天，下个月就得勒紧裤腰带喝稀粥。也有家境好的，靠家里寄粮票、寄钱接济，可更多人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偏偏还有人能精打细算，不仅够自己花，还能往家里寄钱，让大伙都佩服不已。
在农场里，抽烟成了男知青间的“时髦事”，兜里揣包烟，见了面递一根，仿佛就能彰显几分阔气。
可花钱的地方多如牛毛，省钱的招儿也得跟着想。知青们整天在田里干活，衣服沾了泥、磨破了洞，也顾不上收拾，只有等到休息日，才拎着一大盆脏衣服去河边洗，肥皂得省着用，一块能搓半个月。
好在农场的公费医疗是真给力，不管是头疼脑热去场部卫生院，还是得了急病要去海门、南通的大医院，医药费全报销，连挂号费都不用掏，这可是实打实的福利，既是农场对知青的照顾，也合着国家的大政方针，让大伙心里都踏实。
可回家的路费就得自己掏了。农场每年只给报销一次探亲假的路费，其余时候想回家，就得自己精打细算。
从江心沙农场到灰爬港，坐帆船只要1角钱，就是得等风，有时候得耗上大半天；骑自行车去青龙港能快些，花1元8分买张摆渡票，再骑上几十里地；要是想省力气，就乘轮船去上海十六浦码头，票价1元，到了上海再转5分钱的有轨电车去火车站。多数知青会选1元2角的慢火车回苏州，更省的干脆约上三五个人，骑自行车驮着行李赶路，或是瞅着农场有去苏州的顺风船，蹭船回去，一分钱路费都不用花。
王卫东正盯着月亮出神，屋里突然传来动静。他回头一看，潘瑕披着件蓝布外套走了出来，头发还有些凌乱——准是他坐得太久，潘瑕翻身摸到身旁空着，才醒了过来。潘瑕轻轻在他身边坐下，肩膀挨着他的胳膊，声音软乎乎的：“怎么不睡？是我晚上算的账，让你压力太大了？”
王卫东转过头，借着月光看着她的脸，伸手把她的外套往上拉了拉，遮住露在外面的脖子，温柔地说：“跟你没关系，是我在琢磨事儿。光靠省可不行，节流不如开源，得想办法多挣钱，咱们的日子才能好过。”
“你有想法了？”潘瑕眼睛一亮，往他肩膀上偎得更紧了，目光落在院子里——月光把菜地的轮廓照得清清楚楚，刚翻的土还带着新气，“是不是想找队长换个好活计？”
“差不多。”王卫东点头，声音里多了几分笃定，“你没发现吗？咱们知青里也有拿高薪的。有的去榨油厂当榨油工，还有去棉花加工厂做搬运工，月薪能拿到36元，比咱们现在多13块呢！就算次一点的，调到机耕队开拖拉机，一个月也能拿30元。最厉害的是那些从农业大学毕业回来的，能享受大学工资待遇，每个月41块，顶咱们俩快两个月的补贴了！”
潘瑕猛地挺直身子，眼睛瞪得溜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