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着。一天，丁倩挑着土豆筐子，在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满脑子惦记着高考，心慌意乱，脚步也变得凌乱起来。想到政审，刚刚燃烧起来的希望的火花，立即又熄灭了，她感到无比沮丧，仿佛又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咣当！”铁桶翻倒的声响惊破晨雾。丁倩一脚踩进田鼠洞，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前扑去。箩筐里的土豆像调皮的孩子，咕噜咕噜地滚下山坡。她右膝传来钻心的剧痛，疼得她冷汗直冒。被人架到大队卫生所时，赤脚医生检查后，无奈地摇头：“半月板伤了，得养三个月。”
丁倩没法劳动了，只能留在知青房看书。这对她来说，既是不幸，也是万幸。不幸的是她受伤了，万幸的是她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专心复习备考。
躺在冷炕上的第七天，收音机里突然传来曙光：“考生凭公社介绍信直接报名，无需大队审批！”丁倩猛地坐起，扯痛了伤腿，可她却浑然不觉，反而笑出声来——压在胸口四年的巨石瞬间崩裂，喘息突然变得通畅多了。她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正一点点地驱散她眼前的黑暗。
她跟大队支书多少有点儿过节。
窗外的白桦林沙沙作响，像是在低语。她想起1973年初到草原的夜晚。十七岁的江南姑娘裹着羊皮袄，在日记本写下高尔基的句子：“我要到喀山上大学去。”而今那本磨破了角的《我的大学》正静静躺在枕边，扉页浸着四年来无声的泪痕，每一滴泪都饱含着她对知识的渴望，对大学的向往。
她闭上眼睛，过往的伤痕渐渐地浮现起来：1973年，丁倩从江苏常熟下放到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白马大队。和所有的知青一样，开始插队的几年里，丁倩踌躇满志，充满了梦想和希望，因为按照内蒙古政策，劳动两年之后便有资格被推荐招工或招生。有了希望才能有盼头，丁倩每天都干劲十足，满心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