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一边齐刷刷朝他看过来，眼神里满是打趣的劲儿。
黄白？就是那个每次自我介绍都用一套固定说辞的年轻人。这会儿他正攥着个满是茶渍的搪瓷缸，缸沿都磨得发亮了。
“我爸姓黄，我妈姓白，我是革命家庭的结晶，所以叫黄白。”这话他说了不下百遍，可从没跟人提过后半句——他爸其实是广州老中药铺的股东，手里攥着好几本祖传的药方子；他妈是圣玛利女中的英文教员，从前总教他念那些拗口的外国诗。
广播里的女声还在接着说：“开荒挖茶沟那阵子，有知青双手磨得血泡全烂了，疼得瘫在梯田上偷偷哭……”
“轰！”这话刚落地，屋里的笑声又炸开了锅。几个年纪大些的知青，眼神偷偷往角落里的常梅瞟。谁不知道啊，当年这位穿惯了旗袍的西关小姐，硬是咬着牙举着缠满纱布的手，在茅草屋里一笔一划抄《红旗》社论，纱布上渗出来的血珠把纸都染红了好几处。
“还有同志得了‘打摆子’，高烧烧到四十度，被抬到场部医院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迷迷糊糊喊‘姆妈’……”
又是一声“轰”，可这次的笑声稀稀拉拉的，像秋风扫过落叶似的没了力气。黄白眼角余光瞥见常明湖正用生满冻疮的手摩挲膝盖——那是1971年冬天修水库，天寒地冻的，这位东北汉子背着昏迷的他，在满是冰碴子的地里爬了足足二里路，回来的时候，常明湖的裤腿都冻成了冰壳子。
男播音员浑厚的声音突然响起来，把这有点凝滞的空气撕开了个口子：“他们刚来时啊，连麦青和韭菜都分不清，马、骡、驴看着都一个样，农器家具更是摸都摸不熟，连稻草、杂草和麦苗都认不全……多亏了社员们耐着性子手把手教，知青们才慢慢摸清了生产和生活的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