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马，武帝非常喜欢和他玩乐。
武帝为了窦太主在宣室殿（未央宫正殿，处理大典政事之所）设宴，派谒者引导董偃入殿。这时，中郎东方朔手持戟（陛戟）守卫在殿下，他放下戟上前阻拦道：“董偃有三条该杀的大罪，怎么能进来呢！”武帝问：“哪三条？”东方朔说：“董偃以臣民身份私下侍奉公主，这是第一桩罪。败坏男女风化，扰乱婚姻礼法，损害国家制度（王制），这是第二桩罪。陛下年富力强（富于春秋），正应专心钻研《六经》，董偃不但不遵循经典劝勉学习，反而推崇奢侈华丽的生活（靡丽为右），追求穷奢极欲（奢侈为务），沉溺于犬马声色之乐，放纵耳目的欲望，这是国家的大贼，君主的大害（人主之大蜮），这是第三桩罪。”武帝沉默不语，过了很久才说：“我已经设下酒宴，以后改正就是了。”东方朔说：“不行！宣室殿是先帝处理国家正事的地方，不符合法度的事情不得入内。所以淫乱的苗头，发展下去就会导致篡逆。因此竖貂淫乱而引发易牙作乱（齐桓公宠臣），庆父死了鲁国才得以保全（鲁国内乱）。”武帝说：“讲得好！”于是下诏停止在宣室设宴，改在北宫摆酒，让董偃从东司马门（非正门）进入；并赏赐东方朔黄金三十斤。董偃的宠幸从此日渐衰退。此后，公主、贵人们多有逾越礼法的行为。
武帝任命张汤为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同制定各项法律条令（诸律令），力求条文严峻苛刻（务在深文）。他们制定“见知法”（官吏见知他人犯法而不举报，与犯法者同罪），使官吏互相监视举报（吏传相监司）。法律日益严酷就从这时开始。
八月：发生蝗灾（螟）。
这一年：朝廷征召官吏和百姓中通晓当代政务、熟悉先圣治国方法的人（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由沿途各县依次供给饮食（县次续食），让他们随同“上计吏”（向朝廷报告地方政绩的官吏）一同进京（令与计谐）。
公孙弘对策：?
菑川（今山东寿光）人公孙弘在策问中答道：
“臣听说上古尧、舜时代，不看重爵位赏赐而百姓自然向善，不加重刑罚而百姓不犯法，是因为君主以身作则（躬率以正），取信于民（遇民信也）。到了末世，虽然看重爵位厚加赏赐百姓却不被勉励（不劝），加重刑罚奸邪却不止息，是因为君主自身不正，失信于民（遇民不信也）。丰厚的赏赐和严厉的刑罚，不足以勉励善行禁止恶行，关键在于有令必行（必信而已矣）。所以依据才能任用官员，就能职责分明；清除无用的空谈（去无用之言），就能抓住事情的实质；不制作无用的器物，就能减少赋税；不耽误农时（不夺民时），不耗费民力，百姓就能富裕；有德行的人得到提拔，无德行的人被罢黜，朝廷就能尊贵；有功的人升职，无功的人降职，群臣就能懂得进退之理（逡，意为退让）；惩罚与罪行相当，奸邪就会止息；奖赏与贤能相称，臣下就会受到勉励。这八条，是治国的根本（治之本也）。对于百姓来说：让他们有产业就不会争斗（业之则不争），公正处理纠纷就不会怨恨（理得则不怨），遵守礼义就不会凶暴（有礼则不暴），爱护他们就会亲近君主（爱之则亲上），这是治理天下的当务之急。礼义，是百姓愿意遵循的；再配合赏罚得当，百姓就不会触犯禁令了。
“臣听说：气场相合便会呼应（气同则从），频率相同就会有共鸣（声比则应）。如今君主在上推行和谐仁德（和德于上），百姓在下和睦相处（和合于下），所以内心和谐则气息和谐，气息和谐则形体和谐，形体和谐则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则天地间的和谐之气便会应和。因此阴阳调和，风雨适时，甘露降下，五谷丰登（登），六畜兴旺（蕃），祥瑞的禾穗出现（嘉禾兴），红色的瑞草生长（朱草生），山不秃（童），泽不干（涸），这就是和谐的极致了（和之至也）。”
当时参加对策的有一百多人，太常（掌管礼仪祭祀）将公孙弘的答卷评定为下等。对策呈送武帝后，武帝却将公孙弘的对策提拔为第一，任命他为博士，在金马门待诏（等候皇帝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