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就成了穷途末路的人，若被处死则成了含冤的鬼魂。天空广阔却不能覆盖我，大地深厚却不能承载我。脚踏陆地却有沉沦的忧虑，远离高墙却有被压死的恐惧。如果我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完全可以在原野上陈尸，受刀锯之刑。陛下应当公布我的罪名，以解除舆论的疑惑。我本想进入国都，坐在宫门外的‘肺石’（鸣冤石）上，让三公九卿（三槐九棘代指三公九卿）来评判我的罪过。然而宫门九重，步步设有陷阱。举脚就会触到捕网，行动就会挂上罗网，根本无法到达陛下面前，永远没有获得信任的日子。可悲啊，长久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忠臣为解除君王的愤怒而杀身，孝子为使双亲安宁而殒命。所以大舜不逃避在谷仓修顶和淘井时被害的危险，申生不推辞骊姬的谗言诽谤。我怎敢忘记这个道理，不自杀以解除朝廷的愤怒呢！我请求用我的生命来抵罪，希望陛下饶恕我兄弟的死罪，使我一家能留下后人，以显示陛下宽宏的恩惠。临死前陈述衷情，面对奏章泣血！”桓帝看了奏章后更加愤怒，于是诛杀了寇荣。寇家从此衰败。
汉桓帝延熹八年（乙巳，公元165年）
春季，正月，桓帝派遣中常侍左悺前往苦县祭祀老子。
勃海王刘悝，一向行为邪恶险僻，多有僭越傲慢、不守法度的行为。 北军中候陈留人史弼向桓帝呈上密封的奏章说：“我听说帝王对于亲属，虽然恩爱深厚，但一定要他们知道威严；身份虽然尊贵，但一定要用制度加以约束。这样，和睦之道才会兴盛，骨肉之间的恩情才能保全。我私下听说勃海王刘悝在外聚集剽悍轻浮不得志之徒，在内荒废政务，沉溺酒乐，出入无常，和他交往共处的人，都是家中被抛弃的子弟、朝廷放逐的臣子，必然会发生羊胜、伍被（曾参与淮南王谋反）那样的变乱。州府官员不敢弹劾纠察，王国傅、相不能匡正辅佐。陛下顾念手足亲情，不忍心阻止，恐怕这样下去会滋长蔓延，为害更大。我请求将我的奏章向百官公布，公平地依法议处。等到法律判决、罪名确定之后，陛下再下达不忍心惩处的诏书。臣下坚持依法处理，然后陛下再稍作让步。这样，圣明的朝廷既不会有伤害亲属的讥讽，勃海国也能有享受封国的喜庆。否则，恐怕将兴起大狱了。”桓帝不听。刘悝果然图谋不轨。有关官吏请求将他废黜，桓帝下诏将刘悝贬为瘿陶王，只享有一个县的食邑。
丙申晦（三十日），发生日食。 桓帝下诏命三公、九卿、校尉荐举“贤良方正”人才。
千秋万岁殿失火。
中常侍侯览的哥哥侯参担任益州刺史，残暴贪婪，赃款累计达一亿以上。 太尉杨秉奏请用囚车押解侯参回京。侯参在途中自杀。检查他随行的车马，有三百多辆，满载金银和锦帛。杨秉因此上书弹劾说：“我查考朝廷旧制，宦官本来只在宫内供职，负责守夜打更。而如今却受到过分宠信，执掌朝政大权。依附他们的人就借公事举荐，违逆他们的人就找事中伤。他们居处模仿王公，财富可比国库，饮食极尽珍馐，奴仆侍妾都穿着精美的绸缎。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贪婪残暴的元凶，自取灭亡。侯览深知罪孽深重，必定自疑不安。我认为不应再让他亲近陛下。从前，齐懿公给邴蜀阝的父亲加刑，夺取阎职的妻子，却让他们二人陪同乘车，最终在竹林中被杀（事见《左传》）。侯览应被立即斥退，投给虎狼（指严惩）。像这样的人，不是恩惠所能宽恕的。请免去他的官职，送回本郡。”奏章呈上后，尚书召见杨秉的属吏，责问说：“朝廷设立官职，各有职责范围。三公主管朝廷外的事务，御史负责监察宫廷内。现在太尉越权弹劾近侍宦官，经典和汉朝制度，有什么依据？请公开作答！”杨秉派属吏回答说：“《春秋左传》说：‘为君王除恶，要竭尽全力。’邓通在文帝面前态度怠慢，丞相申屠嘉就召邓通加以斥责，文帝甚至替邓通说情。汉朝的传统制度是，三公的职责，没有不能统管的。尚书无法反驳。桓帝不得已，最终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司隶校尉韩演趁机弹劾左悺的罪恶，以及他哥哥、太仆南乡侯左称的罪行：他们请托州郡官府，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