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各项事业都没有超过过去的成就。以陛下的圣明，尚且未能扭转衰世的弊端，达成开国初期的兴盛，传给后世，能不忧虑吗？假使将来的大业出现不安定，那忧虑和责任还是在陛下身上啊。臣听说为国家社稷考虑，莫过于分封皇室宗亲和贤能之人。然而应当审时度势，使得那些遵循道义而行动的诸侯，其力量足以维系护卫京城；而那些包藏祸心的诸侯，其势力不足以独自有所作为。要达到这种均衡非常困难，陛下应当与通晓古今之士，深入共同筹划。周代的诸侯，有罪的只是本人被诛杀或流放，其封国并不废除；汉代的诸侯，有罪或无子的，封国随即废除。如今应当革除汉代的弊端，遵循周代的旧制，那么下面稳固，上面也就安定了。天下极其广大，万事极其繁多，君主极其稀少，如同天上的太阳。因此圣王的教化，是自己把握关键要务，将具体事务委托给臣下，并非害怕辛劳而贪图安逸，实在是因政体本该如此。在事情开始时辨别官员的能力，是很难考察的；依据成败来区分功过，则很容易识别。如今陛下每每在事情开始时精于谋划，却在考核最终结果时有所忽略，这就是政事功效不够完善的原因。君主如果真能安居平易把握关键，在事情成败之后考核功过，那么臣下就无法逃避惩罚或奖赏了。古时候六卿（周代六官）各司其职，冢宰（宰相）为师；秦、汉以来，九卿执掌事务，丞相总管一切。现今尚书省制定决策，诸卿只是奉命执行，这比古代制度权力过于集中。可以把众多事务交付给外廷官署（诸卿），让他们专门负责；尚书省统领大纲，如同丞相的职责，年终考核功绩，核对文书进行赏罚而已，这样就可以了。如今所有行动都取决于上面的决定，上面有了过失，却不能再归罪于下面，年终政绩无法建立，也不知道该责备谁。小的过失和错误，是人之常情必定会有的，如果全都要依法追究，那么朝廷内外就没有能立身的人了。近世以来担任监察官员的人，大多不抓大事却专挑小错，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畏惧躲避豪强，又害怕自己失职，于是就用严密的法网来罗织微小的罪名，使得弹劾的奏章接连不断，表面上看似乎极其公正，实际上破坏法度就包含在其中了。因此圣明的君主不看重琐碎细密的案件，必定要求严惩凶恶狡猾的奏劾，那么危害政事的奸邪，自然就被铲除了。创建功业的大事，在于建立教化、制定制度，使遗留的风范维系人心，留下的功业匡扶幼主，后世凭借这些，即使君主昏庸国家仍能清明，即使君主愚昧国家仍显明智，这才值得崇尚。至于修饰官署，以及各种工程劳役，常常是过于奢侈，不怕做不成，这些是将来不需要陛下操心也能自行完成的事情。如今耗费精力去做不必要的事，从而损害了赖以立国的根本，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晋武帝都没有采纳。
下诏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轻视财物，喜好施舍，诚心待人，五部匈奴的豪杰以及幽州、冀州的名儒大多前去归附他。
奚轲部落男女十万人前来归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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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皇帝（司马衷）上之上
世祖武皇帝（司马炎）下永熙元年（庚戌年，公元290年）
春季，正月，辛酉朔日（初一），改年号为太熙（本年四月武帝去世后又改元永熙）。
己巳日，任命王浑为司徒。
司空、侍中、尚书令卫瓘的儿子卫宣，娶了繁昌公主。卫宣嗜酒，过失很多。杨骏厌恶卫瓘，想排挤他，就与黄门官合谋，一同诋毁卫宣，劝武帝收回公主。卫瓘感到惭愧和恐惧，告老请求退位。武帝下诏晋升卫瓘为太保，以公爵身份回家。
剧阳康子魏舒去世。
三月，甲子日，任命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
晋武帝病重，尚未留下遗诏。功勋卓着的老臣大多已经去世，只有侍中、车骑将军杨骏独自在宫中侍奉疾病。大臣都不能留在武帝身边，杨骏趁机按自己的心意更换重要近臣，安插自己的心腹。恰逢武帝病情稍有好转，看到他新任用的人，严肃地对杨骏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当时汝南王司马亮还未出发赴任，武帝就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