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哈哈一笑：
“那你可得准备好巴掌了，再说了，这趋势至少还得维持二三十年，你得抽多少人？”
别说未来二三十年了，就是再往后推四五十年，对阿美心生向往的人也数不胜数。
赵瑞龙问：
“你还是没说清楚，为啥非得找这些劳模？”
祁同伟回答：
“当一个单位出了问题，跟其他社会组织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真正干事的人还在干事，但该有的保障和待遇却迟迟不到位。”
“掌权的往往是一群只会耍嘴皮子的人。”
“你要是把企业换成国家，代入东大的那段历史，就明白了。”
赵瑞龙听后陷入沉思。
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国家将亡，怪事频出。
朝堂之上听不到正直的声音，尽是一帮口是心非的家伙。
祁同伟微微一笑：
“我们要撬人的单位已经病了，而农机厂反倒还健康得很。”
“他们给不了的，我们可以给，而且还能给得更多。”
“最关键的是，我们付现金！”
他问赵瑞龙：
“我们要找的第一个人是谁？”
赵公子立刻翻开刘新建提供的资料：
“第二农机厂的薛向阳！”
“小薛！小薛！”街口的大爷扯着嗓子喊，“有你电话！”
巷子尽头探出个脑袋：
“来了！”
薛向阳今年四十岁，出生在建国前，亲历了东大这段新历史的种种变迁。
他是老三届的一员，但因是家中的小儿子，再加上政策照顾，免去了上山下乡的命运。
那时候高中毕业已经算是高学历了，薛向阳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二农机厂，从此扎下根来，成为厂里的技术中坚。
他为人老实、低调、勤勉，从不放松学习，是厂里重点培养的技术骨干。
年年评先进、选红旗手，名单里总有他。
他衣着朴素，常年伏案工作，戴着一副厚镜片的眼镜，眼镜腿上还缠着胶布。
走路沉稳，一步一个脚印。
薛向阳拿起话筒，电话那头竟是他侄女的声音：
“三叔，我妈住院了，县城医生说要五百块治病。”
“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三叔，你能帮帮吗？”
薛向阳沉默片刻，问：
“你还能吃上饭吗？”
侄女哽咽着说：
“我饿两顿没关系，可我不想失去妈妈！”
薛向阳咬咬牙：
“你先吃饭，我来想办法。”
“别亏待自己。”
侄女破涕为笑：
“谢谢三叔！”
电话挂断，薛向阳站在原地发了会儿呆。
她谢我？
其实我更该谢她才对！
那年头，本来在农机厂工作的老大主动让位，让薛向阳顶了岗，自己去了农村当了农民，一去就是几十年。
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那时候，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距是天壤之别。
哪怕到现在，这种差距也没消失——要是村里没别的收入，光靠种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远远比不上工人。
薛向阳放下电话，匆匆赶回家。
一进门就问：
“家里还有多少钱？”
妻子默默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不是银行卡，也不是存折。
“只有一百块了。”
“这是过年前留下的，顶到开春的伙食钱。”
薛向阳身子晃了一下：
“就这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