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爸我妈断定，我是三岁才开始开始有的记忆，是因为我清晰地记得苏联解体的新闻。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知道那条新闻在说什么，但我对其印象深刻到，甚至在五六岁时，还能将那则新闻大致复述出来。事实上，我对那则新闻印象深刻，纯粹是因为当时我们家刚刚换了彩色电视。那台彩色的松下电视机是我那留学的舅舅从日本背回来的。我出生时舅舅已经在日本读书，91年他才第一次回国探亲。不过我对于他回国的情形倒记忆不深。
我印象深刻的是，在颜色的方形电视里，一个发型方正头发浓密的俄国人宣布了这个消息，这人长得跟我有生以来看到的其他人太不一样了，难免让我过目不忘。那时我尚不知道他叫叶利钦，是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以及新的俄罗斯国的第一任总统。
几年后的夏天，当我跟我爸去大连接从国外回来的我妈，第一次在大连光顾肯德基门店时，我竟然以为肯德基那个老头就是他。当时我还荒谬地想着，原来他不当领导人，是跑去卖炸鸡薯条了。中国人总觉得外国人都长一个模样，这个毛病，直到我二十多岁去欧洲读书以后才有所缓解。
那一年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后来人们在回顾1991年时，总是会提及几件事：三毛自杀了；邓公在上海提出“步子要快一点”；华东水灾，香港200多名巨星为此4天不眠不休拍出了《豪门夜宴》以赈灾。不过那些我都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事情只有苏联解体。远在千万里之外的苏联解体，是一件似乎只存在于新闻中的大事，可它对燕东的影响，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点一点地发生。
将时钟拨回到那一年的早些时候，1991年初夏的燕东市，还没有察觉到任何端倪。
彼时，这座城市正理所当然般地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改造，躁动而野心勃勃。高层大楼拔地而起；主干道被挖开了铺电缆架立交桥；老永丰市场被整体拆迁，听说要在原址上重建一条大型商业步行街，以及配套的高级商业住宅。
一时间，仿佛全城都是工地。后来我在巴黎，面对那些整齐划一的灰屋顶公寓，听我的法国朋友讲述奥斯曼如何在1853年重塑巴黎，并将其改成我面前这般面目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竟然就是想起1991年夏天尘土暴扬的燕东。那是一场稍小规模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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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那个空气里刮着沙尘燥热而肮脏的夏天，一个神秘的女人开始频繁出现在招待所的大堂。
市政府招待所的大堂，每天都充斥着衣香鬓影的人来人往。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市政府招待所是燕东市社交中心般的存在：市领导会不时来这里开会和会见外宾；北京和省里来的干部会下榻此处；来燕钢出差和开会的人，只有干部级别才会被安排住在这里；更不用说那些拿着大哥大的生意人、穿着貂皮大衣的阔太太、以及那些西装革履带着折射璀璨未来的茶色眼镜的青年才俊。燕东市所有的‘人脉’都会出没于此。
然而即便这些人穿梭其中，你仍然很难不注意到这个一连几天坐在大堂沙发上四处张望的女人。她顶着当时最流行的精心打理过的‘羽西头’，画着埃及艳后般浓烈的妆容，厚重的妆容下却是无需遮盖的饱满弹嫩的肌肤，一身酒红色的粗花呢套装，垫肩大得吓人，裙子却长不过膝盖。她一定是心里有事，才没法安然得坐在大堂棕黄色的真皮沙发上。不然，金色的环形耳环也不会随着她找寻的目光而晃动。
前台对于这样打扮访客从不过分热情，这要是换做以前，她甚至会被保安请过去。
然而这两年世道变化太快，一些新富起来的女大款，竟然也喜欢浓妆艳抹的打扮。她们也喜欢带大大的金色的耳环，挎头层牛皮的带有搭扣的斜挎包，脑袋上的大波浪头发高高盘起，身高都为此抻长了几厘米。一时间，你很难把她们同另外那类不受欢迎的危险女人区分开来。总之，这样的访客，要不然会有客人来到大堂与她谈事，要不然她会被突然乘电梯下来的什么人低调而神色略有慌张地领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