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史宬的轮廓在晨光中渐渐清晰。这座建筑与宫中其他宫殿截然不同，没有朱红宫墙，没有琉璃瓦顶，而是用砖石砌成的平顶建筑，远远望去像一座坚固的堡垒。我躲在远处的槐树上，借着枝叶的掩护观察——墙头上铺着琉璃瓦，四角各有一座小亭，亭内各站着一名侍卫，腰间的弓箭搭在弦上，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正门是两扇巨大的石门，门环上刻着“守先待后”四个字，门口的两名侍卫穿着铁甲，手里的长矛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显然是精锐中的精锐。
“皇史宬藏的是祖宗家法，比国库还重要。”昨天那位老太监的话在耳边回响，“别说人了，连只鸟都飞不进去。”
但时枢的光芒此刻正稳稳地指向皇史宬的方向，手稿中提到的“夹层”，必然就在这座建筑里。我翻看老者给的手稿，其中一页画着皇史宬的草图，标注着“西墙第三砖有机关”。这行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每月初一、十五换岗时，守卫会暂时离开门口，去墙角撒尿，前后约一炷香时间。”
今天恰逢十五，正是机会。我计算着时间，从清晨等到正午，又从正午等到傍晚，终于在夕阳西下时，看到侍卫们开始躁动。换岗的队伍从远处走来，门口的侍卫互相行了个礼，便转身走向墙角——果然如手稿所说，他们背对着正门，解开裤腰带开始撒尿，嘴里还闲聊着什么。
就是现在！我从槐树后窜出，借着宫墙的阴影快速靠近皇史宬。石门的缝隙里透出一丝微光，我按照手稿的指示，找到西墙第三块砖，用手指轻轻一按。只听“咔哒”一声轻响，砖块竟向内凹陷，露出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洞口。
钻进洞口的瞬间，一股浓重的霉味扑面而来。里面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仅能容一人侧身前行，墙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的水汽顺着衣领往里钻。通道尽头有一道木门，门轴早已生锈，我轻轻一推，门便“吱呀”一声开了，露出里面的景象——这里果然是皇史宬的夹层，空间不大，约摸一间书房大小，借着从砖缝透进来的微光，能看到靠墙摆着几个木箱，上面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显然已多年无人问津。
时枢在此时发出强烈的光芒，直指最中间的那个木箱。我走上前，吹掉箱盖上的灰尘，只见箱子表面刻着一行蒙古文，虽然我不识得具体内容，但从字体的遒劲来看，想必是当年元朝宫廷的物件。箱子没有上锁，我轻轻掀开盖子，一股混合着陈旧纸张和皮革的气息涌了出来——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十几册古籍，封皮是用羊皮制成的，边缘已经发黑，但上面用金粉书写的蒙古文依旧清晰可辨。
我拿起最上面的一本，小心翼翼地翻开。里面的字迹是用毛笔写的汉字，显然是当年文人翻译整理的版本。开篇写着“元宫典仪录”，记录的是元朝宫廷的礼仪制度，从皇帝登基到日常起居，事无巨细。其中一段提到“元世祖定鼎大都后，沿汉制设太庙，然岁末祭天仍用蒙古旧俗，设‘柴坛’于南郊，焚松柏以敬长生天”，旁边还画着柴坛的形制，与《永乐大典》中记载的“南郊祭天”仪式对比，竟有七八分相似。
再往下翻，是一本《元宫雅乐考》，里面不仅记录了元朝宫廷的乐曲谱子，还有乐器的制作方法。其中一种名为“火不思”的弹拨乐器，配图看起来与后来明朝宫廷的“三弦”极为相似，手稿中提到的“文化如河”的比喻，在此刻得到了最生动的印证——原来明朝的宫廷雅乐，并非完全“白手起家”，而是在元朝的基础上改良演变而来。
最让我震惊的是一本《庚申外史》的抄本，里面详细记录了元顺帝时期的宫廷生活，甚至包括他如何研习汉族文化、如何与大臣讨论儒家经典。书中提到，元顺帝曾命人将《论语》《孟子》翻译成蒙古文，供后宫研读，这与后世史书里“元人粗鄙、不重文教”的印象截然不同。我忽然明白，《永乐大典》为何要刻意抹去这些记载——在“驱逐胡虏”的政治正确下，承认大明文化与元朝的传承关系，无疑会动摇王朝的合法性。
但文化的传承从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就像眼前的这些古籍，它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