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末的凉气——那成了她一生里对“父亲”二字最具体的嗅觉记忆。
如今，父亲已去世十年。坟头就在那片竹林边缘，春雨一淋，新笋便拱破黄土，像替他继续守望村里的阡陌。七七在城市里做口腔医生，每天给病人开拍片、打麻药、做根管，她见惯了对着镜子惊呼“医生我疼得想跳楼”的白领，也见惯了对麻药过敏、攥着手机边哭边给家里打电话的大学生。可她总会在某个深夜，当治疗椅上的病人因为麻药起效而长舒一口气时，忽然想起父亲——那个连两粒止痛片都舍不得买、把痛嚼碎了咽进肚里的男人。她想象如果当年有人给父亲打一支麻药，让他好好睡一觉，他会不会在梦里笑出声？会不会在梦里不再盘算水渠、公积、口粮，而只是抱紧自己的孩子，像抱紧一盏不会熄灭的灯？
雨声渐歇，七七把脸贴回枕头。牙痛仍在，却仿佛被父亲的影子接过一半。她仿佛听见二十年前那片竹林里被风撕碎的低吼，穿过城市的钢筋与玻璃，轻轻落在她耳畔，像一句迟到的安慰：
“疼就哭吧，孩子，可哭完别忘了把灯点亮——还有人在黑里等你领路。”
她伸手摸向床头柜，按下台灯。暖黄的光晕里，她铺开便签，写下明天要回访的几个小患者的名字：村东刘婶的孙女、矿难遗孤小栓、还有乡里扶贫档案上那一串因龋齿发炎却没钱做根管的儿童。写完，她把便签贴在胸口，像贴住一枚从父亲掌心传来的、带着竹叶味的止痛片。窗外的雨停了，第一缕灰白攀上天际，她轻轻阖眼，这一次，疼痛终于退成遥远而暗哑的潮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