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天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我几乎是第一时间就醒了过来，下意识地伸手去探江予安的额头。
触手一片温凉，不复昨夜那骇人的滚烫。我松了口气，又拿起床头的体温计给他量了一次，37.1℃，温度确实下来了。
他也醒了，眼皮还有些沉重，眼神却清明了些，只是脸色依旧带着病后的苍白，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精气神，软软地靠在枕头上。
“感觉怎么样？”我轻声问，递过一杯温水。
他就着我的手喝了几口，声音沙哑：“好多了，就是没力气。”
“那今天就好好在家休息，别去律所了。”我立刻说道，语气带着不容商量的心疼。
他却摇了摇头，态度很坚持：“不行，今天上午约了客户，有个案子的时间节点很紧，必须得去。”
律师的职业操守和责任感让他无法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发烧就放下手头紧急的工作。我知道拗不过他，看着他虚弱却坚定的眼神，只能把担忧咽回肚子里。
下家里那三级台阶，他居然还试图自己来。
“别试了，”我拦住他，直接在他面前蹲下身，“老办法。”
他沉默了一瞬，终究还是没再逞强，慢慢地伏了上来。我稳稳地将他背起，一步步走下台阶。他比平时更沉一些，或许是因为全身肌肉的无力，所有的重量都实实在在地压了下来。我能感觉到他靠在我肩头的下巴，以及那依旧比平时偏高的体温。
上车时也一样，从轮椅转移到副驾驶，他几乎使不上什么劲，全靠我连抱带托才把他弄上车座，再费力地将他那双绵软无力的腿搬进车内。
整个过程，他都闭着眼，微蹙着眉，任由我摆布，那是一种力不从心后的顺从和无奈。
看着他那副样子，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清晰起来。
送他到律所楼下，我停好车，帮他坐上轮椅，推着他往大楼里走，同时开口说道：“今天我在你办公室码字。”
他愣了一下，侧头看我：“嗯？”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放心。”我语气平静，却带着没得商量的意味，“反正我在哪儿写稿都一样，在你办公室，你有点什么事，我也能照应一下。比如倒个水，拿个文件，或者……”我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明白，或者像昨晚那样突然的不适。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不用麻烦”、“我能行”之类的话，但最终，在对上我坚持的目光后，那些话都咽了回去。
他眼底深处掠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被看穿虚弱的不自在，但更多的，是一种被妥帖安置后的安心和柔软。
他轻轻点了点头，低声道：“好。”
于是，这个上午，江予安律所的独立办公室里，就多了一个“陪读”的我。
他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处理文件，时而蹙眉沉思，时而敲击键盘，虽然精神尚可，但动作明显比平时迟缓，偶尔还会停下来，靠在椅背上闭目缓神。
我则占据了靠窗的那张舒适的小沙发，抱着笔记本电脑，安静地码字。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室内投下斑驳的光影。我们各忙各的，互不打扰，空气中只有他翻动纸页的沙沙声和我敲击键盘的轻微嗒嗒声。
但我的注意力，总会时不时地飘向他。看到他水杯空了，我会自然地起身去给他续上温水；看到他想拿书架高处的案卷有些费力，我会抢先一步帮他拿下来；甚至在他因为疲惫不自觉地揉按太阳穴时，我会走过去，接手帮他轻轻按摩一会儿。
他起初还有些不习惯，在我每次起身时都会抬头看我。后来，便也渐渐放松下来，甚至会在我递过水时，很自然地接过去，低声说一句“谢谢”。
我不需要多说什么，只需要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让他知道，即使在他必须强撑起着的时候，也有一个角落，可以容许他片刻的脆弱和依赖。
而我，也很安心。能这样守着他，看着他，哪怕只是在他需要的时候递上一杯水，也比我一个人在家悬着心猜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