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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博弈”
，在后续工作中以不同形式陆续出现。
在推动“生态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时，生态受益地区与贡献地区之间，对于补偿基数、增长系数的确定，展开了激烈的、寸土必争的讨价还价。
在规划“跨区域产业合作园区”
时，经济达地区倾向于转移低端环节、保留研销售，而欠达地区则希望承接整条产业链，双方在利益分享模式上难以达成共识。
甚至在“科技创新券”
跨区域通用通兑这类技术性较强的改革中，也涉及到各地财政资金如何结算、创新效益如何归属等具体利益问题。
这些博弈，不再像初期那样表现为观念冲突或认识不清，而是深入到具体的权责利调整层面，更加具体、更加尖锐，也更能考验决策者的智慧和定力。
每一次协调会、每一次方案评审，都可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较量。
江辰意识到，战略框架进入深层落实阶段，必然伴随着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
之前的种种挑战，更多是方法论、执行力层面的问题；而现在的“深层博弈”
，则触及了权力、资源、责任的重新配置，是改革进入攻坚期最本质、最核心的矛盾。
应对这种博弈，不能简单依靠行政命令，更需要建立科学的规则、公平的程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强有力的仲裁体系。
他指示专班，加强对框架落实中各类利益矛盾的研究，重点探索建立规范的跨区域、跨部门利益协调机制和争议解决程序，推动将一些成熟的、共识度高的协调结果，固化为制度性安排。
同时，他也更加注重利用省委省政府的高位权威，在关键问题上明确方向，打破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