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布局”
的思维为战略框架注入了更多前瞻性，但江辰深知，再好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前瞻，若在落实过程中走了样、变了形，其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
随着框架各项政策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推开，一种令他警惕的现象开始增多——政策在传递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变形”
。
这种变形，并非总是源于恶意或懈怠，更多是基层在面对复杂现实、多重压力和有限资源时，一种近乎本能的适应性调整，但其结果却可能偏离政策初衷。
一个关于“推动工业企业建设绿色工厂”
的政策，成为了观察“政策变形”
的典型案例。
该政策是框架中“制造业绿色化转型”
的重要抓手，旨在引导企业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环保材料，优化用能结构，实现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
省里制定了详细的评价标准，并对获评省级“绿色工厂”
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和政策倾斜，如优先安排排污指标、纳入环保执法正面清单等。
政策初衷良好，标准清晰，激励明确。
然而，当江辰让专班对批获评的“绿色工厂”
进行随机抽样“回头看”
时，却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东部某市一家大型化工企业，调研组看到，为申报“绿色工厂”
，企业投入巨资新建了先进的污水处理厂和废气回收装置，厂区绿化率很高，参观通道整洁明亮，数据监测实时上传，完全符合甚至过了评价标准。
但深入车间和厂区边缘走访时，却现一些不易被察觉的问题：为应对检查而临时停运的老旧生产线，其跑冒滴漏问题依然存在；新建的环保设施虽然先进，但运行成本高昂，企业在非检查时期是否会保持满负荷运行，存有疑问；厂区围墙外的一条小河，水质监测数据虽然达标，但周边村民反映，偶尔仍能闻到异味。
而在另一个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县级市，情况更为典型。
当地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绿色工厂”
培育指标，将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园区，甚至与干部考核挂钩。
基层为了完成任务，一方面集中资源帮助几家规模相对较大、基础较好的企业进行“包装”
，突击改造，勉强达标；另一方面，对大量不具备改造条件或意愿不强的小企业，则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态度，或者干脆用“绿色车间”
、“环保示范点”
等较低标准的概念进行替代填充。
最终，申报材料上数字漂亮，但区域内工业企业的整体环保水平提升有限，甚至出现了“盆景”
与“杂草”
共生的局面。
这种现象，被江辰称为“政策变形记”
。
其背后有多重原因：一是“锦标赛”
式的考核压力，导致基层更倾向于追求数量化的、显性的、易考核的“标志性”
成果，而忽视政策内涵的全面落地和长期效果。
二是政策执行资源（如专业指导人员、资金、技术）与政策要求不匹配，基层只能“选择性落实”
或“象征性落实”
。
三是企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倾向于采取最低标准合规或应对式改造，缺乏内生动力进行彻底的绿色转型。
四是信息不对称，上级部门难以全面、真实地掌握政策在微观层面的实际执行情况。
江辰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政策变形”
蔓延，框架的落实就可能流于形式，甚至产生负面效应，比如加剧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合规成本差异）、助长形式主义、浪费公共资源，最终损害政府公信力。
他决定将防止和纠正“政策变形”
作为下一阶段深化落实的重要任务。
他采取了多项措施：先，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