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激荡的1934年，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红三军，踏入黔东大地，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掀起层层波澜。
彼时，红三军进入黔东活动的消息，像一阵狂风，令豪绅官吏惊恐万分。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匆忙成立了“反共委员会”“剿匪后援会”等反动组织与武装力量，妄图抵挡这股革命的洪流。不仅如此，他们还操弄舆论工具，四处造谣污蔑，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的猛兽”，造谣红军“一烧二杀”“共产共妻”。
黔东地区，群山巍峨，道路险峻，交通极为不便，消息传播迟缓，知识文化落后，封建迷信与愚昧思想弥漫。民众本就对红军毫无了解，再加上长期遭受兵匪的祸害，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竟一时迷惑了部分群众，让他们对红军充满恐惧与误解。
1934年5月，红三军从四川彭水向黔东进军。这一路上，他们肩负着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使命。战士们不辞辛劳，沿途散发《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等传单，传单上的文字如同一把把火炬，点燃人们心中的希望；他们张贴革命标语，让革命的火种播撒在黔东大地上。这些标语和传单，向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入地宣传着红军的宗旨：中国工农红军，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更是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红军的使命，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而战，为广大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战。
红军有着铁一般的纪律：不拉夫、不扣船，哪怕请人带路、雇船渡河，也会郑重地给予工资，充分尊重民众的劳动；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更不要求民众办招待，绝不增加百姓的负担；除了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分发给群众并供给军用外，绝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坚决反对白军和土匪焚烧房屋、抢夺民众财物的暴行；借了门板、稻草、锅碗必定归还，如有损失照价赔偿，红军驻军之处，老百姓甚至能吃红军的饭；不进人家内房，坚决抵制白军中调戏和强奸妇女的恶劣行径，保护妇女的尊严与安全；全力保护商人营业，保障商船和行商的安全，买卖公平，按照时价交易；悉心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守护文化的火种；保护邮政局和邮差的安全，确保信息的传递；不乱杀人，除了那些被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吏豪绅，绝不逮捕和杀戮工农群众；解除武装的白军官兵，会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并且保护军阀军队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家属财产，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
每到一处，红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们说话和气，与百姓交流时满面春风；买卖公平，绝不占百姓一丝便宜。他们还深入民间，访贫问苦，打富济贫，将从豪绅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财物分给穷苦大众。同时，在街头巷尾书写标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就这样，红三军以实际行动，慢慢消除了群众心中的疑惧。人们惊讶地发现：“这支军队大不同”。原本满心恐惧、四处“避乱”的群众，纷纷放下心来，返回家园。很快，“仁义之师”的赞誉在黔东大地不胫而走，“打富济贫的队伍来了”的消息，迅速传遍黔东山区的每一个角落。
1934年农历5月初4日，晨光微熹，红三军首次抵达沙子坡，正是百姓吃早饭的时候。先头部队与民团任锡坤部猝然遭遇，民团平日里欺压百姓作威作福，可一碰上红军，瞬间土崩瓦解，一触即溃。然而，枪声一响，部分群众因受反动宣传的蒙骗，惊恐万分，急忙外逃藏匿。战士们见状，心急如焚，赶忙大声呼喊：“老乡，不要怕，我们同穷人是一家”“我们是打富济贫的队伍，我们爱的是穷人”。部队驻扎下来后，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凡是借住的民房，必定事先征得房主同意，绝不仗势强占。军部驻扎在文世忠家，贺军长的床铺安置在文家堂屋的左角，煮饭就借用文家的锅灶。那几天，文家老小六口人与贺军长等一同吃饭，贺军长坚决不让文家开钱。有一次，文世忠上坡干活未回，军部还特地为他留下饭菜，饭菜冒着热气，就像红军对百姓的关怀，暖人心扉。文世忠觉得全家“白吃”实在过意不去，便抓了些酸菜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