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胜利的转折点，从此，在红三军的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立黔东特区
黔东特区（又称“黔东苏区”），是红三军在被迫离开湘鄂西苏区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立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它涵盖了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以及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六县的部分地域，纵横二百华里，人口十万以上。其中，印江、沿河两县是黔东特区的主要区域，其次是松桃、酉阳、秀山。尽管黔东特区仅存在了 5 个多月，但它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如同璀璨的星辰，在梵净山地区开花结果，革命精神更是发扬光大，世代相传，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时，创立黔东特区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
首先，黔东人民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高昂的斗争情绪。黔东山区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长期以来，兵匪横行，官府横征暴敛，豪富强取豪夺。在重重残酷压榨下，广大人民生活极其贫苦，挣扎在温饱线上。多数人渴望通过革命改变这种悲惨的生活状况，过上幸福的日子。早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黔东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以“灯花教”的宗教形式为掩护，高举义旗，发动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武装斗争，即号军起义。号军起义首先在思南爆发，随后迅速波及各县。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印江人王茂兰及安太然等人，在印江袁家湾举起义旗，以台市为号。此后，各地义军如雨后春笋般蜂起，或以白巾为号，或以黄巾为号，聚众十数万，统称为“号军”。他们的活动范围几乎波及半个贵州，声势浩大，采取飘忽作战的策略，多次击败官军。“号军”坚持斗争长达 13 年之久，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到了民国年间，黔东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时有发生。特别是 1932 年以后，黔东的务川、印江、德江、沿河等地兴起了“神兵”运动，其发展迅猛，人数众多。1934 年初，印江“神兵”两次夺城，吓得印江县城内的官吏豪绅胆战心惊。黔东“神兵”的英勇斗争，震惊了贵州军阀政府。伪政府调集正规军队，对“神兵”实施进剿。在优势敌人的残酷镇压下，“神兵”最终失败了。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失败，而是积极待机再起。为了寻求支援，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四川酉阳一带寻找红三军，请求红军增援，为他们报仇雪恨。由此可见，黔东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为扩大红军队伍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黔东地区的政情较为薄弱。黔东地处贵州的边远山区，基本上属于桐梓系军阀王家烈的势力范围。但在军阀混战的复杂局势下，王家烈面临着诸多困境。他对内要对付本省的其他军阀，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地盘；对外要防范湖南湘西土着军阀陈渠珍的侵扰，同时还要警惕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等人的觊觎。由于兵力分散，王家烈尽管将主力部队进行了重点布防，仍深感兵力不足。在黔东地区，主要是反动的地方政府和为数不多的团防武装，以及一些来往不定的“杂牌”部队。相比之下，王家烈在黔东地区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军事力量空虚。红三军进入黔东以后，只进行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整个军事形势相对稳定。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有利于红三军实行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
最后，黔东地理位置重要，具有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它地处湘鄂川黔四省要冲，山岳连绵，草深林密，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地形险要。西靠天险乌江，东有印江梵净山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这种地理环境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便于红军回旋和固守。此外，大革命前，贺龙同志曾在黔东活动，在当地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还拥有一些熟悉的社会关系。这些都为红三军在黔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有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
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
1934 年 7 月 21 至 22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隆重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