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这些文献是革命的珍贵遗产，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解放后，他们将这些文献捐献给国家，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黔东特区的文物资料中，大部分都是从印江县搜集而来，其中又以韩家乡保存的数量最多。贵州省博物馆1977年9月编印的《贵州现代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一册》共刊载黔东特区文献资料14件，其中有13件就是在印江县搜集的。一些珍贵文献，如《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乡苏维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工农自卫队的任务及章程》等，都是印江县风岩、架井田的革命群众冒险保存下来的。原旧寨坝区政府土地部长王焕林一人就保存了6件，原四坳口乡苏维埃代表杨再思捐献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记录及决议》；架井田的群众还巧妙地保存了原“印江县第一区第六乡苏维埃政府”——即石坪乡政府的公章一枚。这些文物的保存，充分体现了印江人民对苏维埃革命的深切怀念与无限忠诚。
公元1934年，沿河县水田坝火烧宅的孔朝庭任农会主席。红军走后，他被黄仁佑抓去拷问：“你强（抢）黄仁佑多少粮食？多少物件？”孔朝庭坚定地回答：“没有强（抢）。”黄仁佑又问：“红军有多少？”孔朝庭说：“人多我数不清楚”。面对“枪有多少”的逼问，孔朝庭依然不卑不亢地回应。黄仁佑恼羞成怒，对他进行捆绑吊打，逼他承认参与抢劫。孔朝庭宁死不屈，黄仁佑便要他赔偿八十元光洋。孔朝庭为了坚守革命立场，不惜倾家破产。他的身体被打得遍体鳞伤，一年半后便离开了人世。在临终前，他还嘱咐儿子孔永安要好好读书，坚决不向反动派投降，一定要等到红军回来，为他伸冤报仇。孔朝庭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的忠诚，他的精神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公元1936年4月3日，红三军当年曾在印江县花园公社农民何瑞开家的板壁上写下两条标语，一条是“红军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落款是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另一条是“保护‘神兵’家属，反川军拉夫送粮！”落款是红三军政治部。红军走后，地主“清乡队”下令何瑞开等人擦掉标语。
何瑞开深知这些标语承载着红军的信念与对百姓的承诺，是革命精神的象征，绝不能让反动派得逞。他冒着生命危险，砍来一堆柴草，小心翼翼地将标语遮挡起来。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这堆柴草不仅遮挡住了反动派的目光，更守护住了革命的希望火种。每当夜深人静，何瑞开就会悄悄移开柴草，凝视着墙上的标语，回忆起红军在时的点点滴滴，心中的革命信念愈发坚定。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1975年，贺龙同志的女儿贺捷生来到印江征集红军文物。何瑞开得知消息后，心中激动不已，他知道守护多年的革命文物终于有了更好的归宿。他郑重地将那面写有标语的木板取下，交到贺捷生手中。如今，这两条珍贵的标语连同木板被收藏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了那段波澜壮阔革命历史的见证。它们向每一位参观者诉说着黔东人民与红军之间深厚的情谊，以及黔东人民在白色恐怖下坚守革命信仰的伟大精神。
在那段血雨腥风的日子里，黔东大地虽然被黑暗笼罩，但革命的星火从未熄灭。无数革命群众在苦难中坚守，在绝境中抗争。他们有的隐姓埋名，在深山老林中躲避反动派的迫害，却依然心系革命；有的暗中传递消息，为那些幸存的红军战士和革命同志提供帮助；还有的省吃俭用，将家中仅有的物资留给需要的革命力量。
一些失去亲人的孩子，在长辈的教导下，从小就对革命充满向往。他们年纪虽小，却懂得为革命保守秘密，还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大人们做一些传递信件、放哨等工作。这些孩子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革命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他们坚信终有一天，光明会重新照亮黔东大地。
而那些被迫流亡他乡的革命群众，也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和曾经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