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实在是屹立西南，始终和北洋军阀对抗，为着民国奋斗的”，“今天西南尚在继续护法事业联合努力革命的程期中，贵州既和西南各省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贵州人今日是不能让“任何反势力侵入，将它原有的个性摧残，使它的地位和精神，从此与它的环境永陷于矛盾和冲突的悲境”。
在《贵州青年》第六期上，逸群发表的《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论文，影响很大。文章以铁的事实，精辟地分析，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阐述了刘湘、赵恒惕代表精神附北派和刘存厚、袁祖铭代表实质附北派的具体表现。指出：“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性质虽异，而同为附北。我们既站在民主主义旗帜下说话，自然应该一律加以攻击。”文章结论写道：“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由种种地方证明，实在是绝望。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但是在他们未驱逐附北的袁祖铭，与西南民主派合作移师声讨曹、吴及服从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命令之前，我们仍然是毫无疑义地攻击他们的附北行为。”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西南军阀的极度恐慌。他们为压制革命舆论，指使贵州的爪牙给《贵州青年》投匿名信，信中画了一枝手枪，进行无耻的威胁和恫吓。逸群面对敌人的卑劣行径，仍坚定不移地继续战斗。
逸群发表在《贵州青年》上的还有《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军人的头脑》等，这些文章像利剑般地刺向封建军阀，对西南的政局以深刻的影响，促使黔军进步官兵后来倒袁北伐。同时，也启发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政治觉悟。《贵州青年》成为当时唤醒贵州青年，向着黑暗势力冲锋陷阵的革命号角！
《贵州青年》一问世，就得到了《中国青年》主办人之一的肖楚女的重视和支持。他在《中国青年》第三十六期“新刊批评”栏内，向全国广大青年介绍和推荐《贵州青年》，指出“是贵州人为了要求贵州前途底光明而办的”，并撰文对逸群《贵州问题的先决问题》一文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说：“这是一个何等周到的政治见解，何等远虑的革命态度！”
逸群在与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接触和交往中，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进一步靠拢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逸群到广州黄埔军校后不久，经鲁易和吴明（陈公培）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中国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将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在黄埔军校的革命活动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召开国民党“一大”，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于广州黄埔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从全国各地派了许多优秀党员、团员和先进农工青年到该校工作和学习。
这年秋天，周逸群怀着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的信念，投笔从戎，立即奔赴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他从上海来到广州，见到了先期到达黄埔军校的李侠公，旧友重逢，畅叙情谊，逸群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七绝诗，表达他坚强的革命决心：
废书学剑走羊城，
只为黎元苦匪兵。
斩伐相争廿四史，
岂无白刃可亡秦？！
10月，逸群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首先结识了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开始了革命的亲密合作。这时，党在黄埔军校的组织是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在第一期学生结业以后，党的特别支部进行了改选，组成新的特别支部。恩来与逸群俩同时担任了特别支部宣传干事。逸群一方面认真攻读革命理论，刻苦钻研军事技术；一方面积极从事党的宣传和青年军人运动的组织工作。
为了把黄埔军校的进步青年军人团结在党的周围，逸群与蒋先云、李劳工等共产党员于1924年底成立“火星社”。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