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等。每次开会，人数最少也有一桌，多的10多桌。还有红军领导人主持召开地方民主人士座谈会，如1934年农历重阳节，贺龙在枫香溪摆了八桌酒饭，请根据地内80岁以上的老人赴席，表示红军敬老尊贤。这给苏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区、乡苏维埃公务支出中还有干部培训费用，仅“土地革命骨干培训班”，各区、乡都先后办了几期。
（三）文化教育事业支出
发展教育支出。红三军进入黔东后印发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中规定：“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贺龙下了一道命令：“学校不准驻军。”红军所到之处不扰民，不驻校，老百姓放心让孩子上学，根据地范围内的学校从未停过课，为了发展教育，苏维埃政府从财政中拨出专款维修学校，使原先破旧、漏雨的教室、露天无栏的厕所得到维修。据统计，当年苏维埃政府为学校拨款1200多块银元。沿河县一些乡苏维埃政府中还成立“义务教员委员会”，规定从“打给养”中提取10%作为办学专门经费，同时对红军的子女实行免费入学，对适龄儿童提倡义务教育。贺龙特别关心学校，驻南腰界时，经常到学校了解情况，要求红军尽可能地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红军利用休息时间，为南腰界学校建起了篮球场、单杠、双杠和跳马等体育设施。红军撤离时，贺龙军长送一套油印设备给南腰界学校。
创办红军学校支出。为了巩固根据地，补充红军干部和发展革命事业，《乡苏维埃》指出：“要坚决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1)要创办乡村革命俱乐部。(2)要创办苏维埃小学。”黔东革命根据地内建有一所红军学校，当时称“红军大学”。办学经费由经理处核拨。校址先后设在枫香溪和南腰界，专门培训红军干部和苏维埃地方积极分子。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政治系统在一次肃反中就被破坏了的，……在清党的过程当中，准备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可是在党的组织解散后，这个工作又停顿了，一直到现在才全部恢复了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的工作，但还是不健全”。为了补充政治干部，建了随营学校，在学校受训的“第一期的干部大队业已毕业（三个月），第二期正在开始，同时军政治部有短期流动训练班与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从红军部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抽调100多人受训，队长刘开绪，指导员汤成功。红三军司令部迁到南腰界后，随营学校也迁至南腰界。因苏区发展的需要，学校不断扩大招生，关向应为校长，李佛如为副校长，贺龙、夏曦、关向应经常亲自登台讲课。红军学校共培训红军骨干和苏维埃积极分子400多人，财政拨款2000多块银元。
创办《红星报》和编印教材支出。《红星报》是红三军在黔东创办的唯一一张报纸，1934年6月在枫香溪创办。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报纸以前是‘战士的话’，出小册子，现在改为单张，名‘红星’。”钢板刻印，纸张用黔东名产“皮纸”，油墨自己调制，每期印数100至200份。《红星报》社经费由经理处统一开支。此外，还编印和翻印了许多教材，如《苏维埃小书》、《乡苏维埃》、《苏维埃建设》等等，累计支出近千块银元。
（四）医疗卫生事业支出
采购药品、医疗器械支出。由于是新开辟的苏区，黔东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是白手起家，又由于敌人对苏区黔东革命根据地史
实行“围剿”和封锁，缺医少药既是普遍现象，又特别严重。为了红军和老百姓的健康，特别是为使红军伤病员早日康复，首先在枫香溪建立了红军医院，这所红军医院，创办于1934年6月，是年8月迁至南腰界。为了解决医院缺医少药的问题，一方面在当地购买或接受当地百姓捐赠的中草药，另一方面派出“交通”到外地高价购进西药，贺龙还通过一个外国人从武汉购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财政支付了一笔为数不少的医疗卫生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