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苏区财政十分困难和战争环境下，通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不懈奋斗，也都有所发展。
1934年5月11日，红三军刚刚踏进黔东，就印发《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提出“保护学校、教员、学生及一切文化机关与祠堂庙宇”。6月25日，由军委会颁布的《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其组织方法》中规定：“出报纸、组织俱乐部、工人学校是工会的经常生活”。6月26日发布的《沿河县第五区区革命委员会斗争纲领草案》指出：“工人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教、信神之自由”；7月8日，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编印的《乡苏维埃》中要求：“乡苏维埃要坚决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1)要创办乡村革命俱乐部。(2)要创办苏维埃小学。”9月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布的《通告·黔字第一号》要求各级苏维埃“建立一种能够公开的组织或团体以团结群众，例如，俱乐部，学校，甚至是各种行会等等。……在群众中去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发动革命的斗争。……同时，我们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只要是有群众团集的地方，即令他是守旧的人如神会神坛……，我们党必须参加进去，在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组织的工作，发动他们的革命斗争。”等等。
党和苏维埃政府的这些指示、要求表明，文化教育事业是苏维埃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业。特别是通过总结湘鄂边失败的深刻教训，在黔东第一次提出革命文化工作的任务，指出“文化教育工作必须开始，这对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和训练工农群众的干部有莫大的意义。”由此可见，革命文化和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黔东革命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
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发展文化教育的指示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具体地说，抓了以下七项工作：第一，红三军从军直属机关中抽出一百多名干部，各师警卫部队中抽出部分指战员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县进行宣传；其次，组成以樊哲祥等为队长的宣传队分赴各地，在醒目处书写大量的标语、口号。标语、口号中，除常见的外，还有一些用汉字巧妙组合成的画，如“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幅，竟是一幅癞皮狗形象的壁画；第三，在南腰界等地创办了红军小学，在教学过程中结合黔东实际编印了《苏维埃小书》等教材，广招贫苦农民子弟人学；第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黔东各地有每逢喜庆事都要跳花灯，吹唢呐或对歌的风俗，苏维埃政府因势利导，组织进行民间娱乐。例如，在攻打玛瑙洞胜利的当晚，红军同麻阳老寨百姓举行了庆祝活动，吹唢呐，跳花灯和唱山歌，一直到深夜。群众文娱活动不断得到发展，红军和当地百姓共同创作了不少山歌，非常流行的有《瓦解敌军歌》、《红军歌》、《十杯酒》、《红旗飘扬》、《一把扇子》、《贺龙红军来黔东》、《红军恩情比海深》、《发展苏维埃》、《练兵歌》、《沿河有条乌江河》等数十首；第五，开办了训练当地工农干部的训练班，还在红三军中建立了干部训练大队，培养了大批为党的路线坚决斗争的政治、军事干部。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军委会办了政治训练班，学生百五十人，尽是苏区本地的，已训练了一个多月，可派出四十人工作。”对红军指挥员的培训，“第一期的干部大队业已毕业（三个月），第二期正在开始，同时军政治部有短期流动训练班与地方工作部、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现在军政治部有地方工作部，有地方工作训练班，各师有宣传队，连有流动宣传队”；第六，完成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下达的“建立党报、组织党报编辑部”的任务，创办了《红星报》。《红星报》是在小册子“战士的话”的基础上创办的，单张，虽然出版时间未作严格规定，但每周都要出二至三期，每期油印100至200份，内容十分丰富，编排灵活，除刊载苏区建设情况外，还有连环画连载，寓政治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深得苏区军民喜爱。第七，编印了诸如《农民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