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七月的黔东，骄阳似火，把新滩的青石板路晒得能烫熟鸡蛋。徐承鹏站在祠堂门口的老榕树下，斑驳的树影在他军装上流动，看着张金殿正给二十名神兵战士分发枪支。枪身上的蓝钢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映得战士们的脸忽明忽暗，像被风吹动的烛火。作为纵队师的政委，这位从湖南来的红军干部总爱摩挲着腰间的驳壳枪说：“钢枪比神符靠谱，可信念比钢枪更硬。”
“徐政委，都准备好了！”张金殿拍了拍腰间的牛皮枪套，皮革摩擦声里带着军人的利落。这位曾在滥弯坡手刃敌兵的神将，如今军装领口系着整齐的风纪扣，帽檐下的眼睛里少了些往日“刀枪不入”的狂热，多了几分硝烟淬炼出的沉稳。三天前他们接到冉少波师长的命令，要到新滩一带扩充红军队伍，把那些还在神坛与现实间徘徊的百姓接进根据地。
徐承鹏从帆布背包里掏出张泛黄的地图，铺在祠堂供桌上的香炉旁。地图边角卷着毛边，上面用红铅笔圈着新滩周围的五个村寨，每个村寨旁都标着神坛的名字和规模，字迹因反复摩挲而有些模糊。“王家寨的神坛主是张老栓，早年受过张羽勋的点拨，”他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的红点，指尖在“王家寨”三个字上停顿，“咱们先去那里，张金殿同志带五人一组打前站，我带主力随后跟进。记住，要讲清红军的政策，土地革命、官兵平等，不能再搞‘画符入伍’那套迷信把戏。”
张金殿咧嘴一笑，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白牙：“放心！现在谁还信那套？上次马脑山伏击，要不是冉师长教的‘三三制’战术，咱们十个神将也顶不住一挺机枪。”他转身对战士们喊道：“都把神符掏出来烧了！带好三天的干粮和五十发子弹，日落前必须赶到王家寨！”
队伍出发时，新滩的百姓聚在石板路边送行。孩子们追着队伍跑，手里挥舞着自制的小红旗；老人站在屋檐下，手里拄着拐杖，望着队伍的眼神里满是期盼。一个背着竹篓的老婆婆挤过人群，往徐承鹏口袋里塞了包炒黄豆，粗粝的手指攥着他的手腕不放，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同志，路上千万小心茅岭的杨承禹，”老人的声音发颤，眼里的浊泪像秋雨般滴落，“那伙人是披着人皮的狼，上个月还把张家湾的神兵剥皮挂在树上……”徐承鹏握着老人布满老茧的手，指腹触到她掌心纵横的裂口，心里像压了块青石板——茅岭民团的恶行早就传遍黔东，他们不仅帮着官府催粮，还专杀红军和神兵，剥皮、剜心是常事，手段比军阀还残忍。
队伍沿着乌江支流的羊肠小道前行，两岸的峭壁上长满了野葛藤，翡翠般的藤蔓从崖顶垂落江面，风一吹就像绿色的瀑布在晃动，偶尔有熟透的野果坠落，在江面上溅起细小的水花。张金殿走在最前面，手里的步枪随着脚步轻轻晃动，枪托磨得发亮，能映出模糊的人影。他时不时回头看看队伍，目光总在几个年轻战士身上停留——他们都是刚从神坛过来的，枪还没握热，腰间却还藏着没烧完的黄纸符。
“柱子，把那玩意儿扔了！”张金殿朝队伍末尾的瘦高个喊道，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柱子名叫王石柱，是上个月刚从神坛加入红军的，脸膛因常年劳作而黝黑，手脚却还带着少年人的纤细。“上次教你的瞄准口诀记住了？三点成一线，缺口对准星，食指轻扣扳机！”柱子脸一红，赶紧从腰间掏出叠成三角形的符纸，红着脸扔进江里，水花溅起时他还小声嘟囔：“俺娘说这是张佛主画的，带着能挡子弹……”
徐承鹏走过来拍了拍柱子的肩膀，军装上的铜纽扣硌得柱子一激灵。“你娘说得对，确实有能挡子弹的东西。”他指着战士们胸前的红星帽徽，阳光透过帽徽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一地的星星，“这颗红星就是护身符，它护着的不是一个人，是咱们所有穷苦人。等打跑了反动派，你娘就不用再求神拜佛了。”柱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把步枪背带勒得更紧，枪托抵着心口的位置，仿佛这样就能汲取力量。
傍晚时分，队伍抵达王家寨外的山坳。夕阳把山峦染成了金红色，归鸟的叫声在山谷里此起彼伏。张金殿派两个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