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冬月初的湘西，寒意已浸透了武陵山脉的每一道褶皱。永顺县城的吊脚楼群沿着酉水河岸铺开，青瓦木楼在寒风中微微摇晃，廊檐下的红灯笼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红二、六军团占领这座湘西重镇不过三日，街头巷尾还残留着十万坪大捷的硝烟气息，却已能看到红军战士帮百姓挑水劈柴的身影，石板路上传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与土家族老人的木叶声交织在一起。
冉少波站在天主教堂改建的指挥部里，手指划过墙上的羊皮地图。地图上标注的“青岩寨”被红笔圈了三道，那里盘踞着一股数百人的土匪武装，像颗毒瘤嵌在永顺通往桑植的要道上。他刚从前线勘察回来，军呢大衣上还沾着泥点，左臂在十万坪战斗中被流弹擦伤，缠着的绷带渗出淡淡的血迹，在灰蓝色的布料上晕开一小片暗红。
“师长，青岩寨的彭三黑可不是善茬！”警卫员安鸣皋往火塘里添了块松木柴，火星噼啪溅起，映着他年轻却满是担忧的脸。这个刚满十八岁的年轻人，自冉少波在德江改编神兵纵队师起就寸步不离，早已将这位黄埔六期毕业的指挥员视作兄长和导师。“昨天运输队的老马头说，彭三黑上周刚抢了芙蓉镇的盐商，还把反抗的脚夫吊在寨门楼上，直到断气都没人敢收尸。”
冉少波放下手中的黄铜放大镜，转身看向火塘。跳跃的火光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影，那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此刻格外凝重。“鸣皋，你去把侦查队的报告拿来。”他脱下军大衣，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左胸口袋里别着的钢笔在火光下闪着光——那是他黄埔毕业时同学赠送的纪念品，跟着他从广东到黔东，又从黔东到湘西。
安鸣皋很快拿来一叠纸，上面贴着土匪的画像、青岩寨的地形草图，还有密密麻麻的笔录。冉少波拿起其中一张泛黄的纸，上面是侦查员手绘的青岩寨全景：这座山寨建在海拔八百多米的悬崖上，三面是刀削斧劈的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寨门，路口筑着丈高的石墙，墙后隐约可见机枪阵地的轮廓。“你看这里，”他指着草图上的标记，“寨门内三百米有处粮仓，东南角是彭三黑的住所，西北侧是关押肉票的山洞。最关键的是，这道天然形成的暗河，从悬崖底直通寨内，是他们的水源。”
火塘边的铁壶“咕嘟”作响，水汽氤氲中，冉少波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名册，牛皮纸封面已经磨得发亮。他翻开名册，上面用毛笔字记录着青岩寨土匪的详细信息：“李老栓，永顺塔卧人，家有老母瘫痪，被抓壮丁后逃至青岩寨”“王疤子，桑植人，妻子被地主霸占，愤而杀人上山”……甚至连谁有哮喘、谁会打铁都标注得清清楚楚。“这些人大多是被逼无奈，”冉少波的手指划过纸面，“彭三黑用家人要挟，用鸦片控制，他们未必真心跟他为匪。”
安鸣皋看着名册上的朱红批注，忽然注意到彭三黑的条目下写着“曾为保安团营长，因克扣军饷被通缉，善使双枪，贪财好色”。“可彭三黑这种人，真的会接受招安吗？”他忍不住问，“听说他上个月刚娶了第四个压寨夫人，还是从保靖抢来的学生娃。”
冉少波合上名册，目光投向窗外。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在寒风中轻轻作响，透过玻璃能看到红军战士在广场上操练，整齐的脚步声穿过走廊传来。“正因为他贪婪，我们才有机会。”他从文件柜里取出一份布告，上面盖着红二军团的鲜红大印，“贺龙军长已经批准招安计划，只要彭三黑肯弃暗投明，不仅既往不咎，还让他担任独立营营长。”布告下方，“既往不咎，编入红军”八个大字力透纸背，是贺龙那标志性的遒劲笔迹。
消息传到军团指挥部时，贺龙正用永顺特产的紫砂碗喝着苞谷酒。这位刚打完大胜仗的将领穿着缴获的皮夹克，腰间别着两把驳壳枪，听说冉少波要亲自去招安，把酒杯往八仙桌上一墩，酒液溅出不少：“这个冉少波，真是吃了豹子胆！彭三黑那伙人是属狗的，喂不熟！”他抓起桌上的旱烟杆，铜烟锅在桌面上磕得邦邦响，“十万坪刚打完仗，你胳膊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凑什么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