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船队冒险前往阿拉伯半岛时，他并未像以往一样盲目支持，而是仔细评估了其船只状况、船员经验和可能的风险后，提出了“可予以有限支持，但需签订责任状，并派一名通事随行监督”的审慎建议，赢得了程青的暗自赞许。
而皇长子楚琰，则在内部治理上展现了其缜密与仁厚。他主持修订的《漕运河道维护章程》，细化了对河道官吏的考核与奖惩，有效减少了淤塞和溃堤风险；他推动的《官营矿场工匠待遇改善令》，首次明确规定了工匠的最低报酬、工伤抚恤和休假制度，虽增加了部分开支，却显着提升了生产效率和工匠的归属感；他还关注到因海外拓殖导致东南部分地区田地价格下跌、自耕农生计受影响的问题，建议由官府设立“平准仓”，在粮价过低时收购，保护农民利益。他的种种举措，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养着帝国的根基，赢得了许多务实派官员和底层民众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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