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鼎十六年的秋冬，靖朝内外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态势：表面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激烈的朝堂争论似乎暂告一段落；但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一股更加深沉、更加庞大的力量正在四方汇聚、蓄势待发。
旧港宣慰司，林远志站在码头上，目送着一支规模不大却极其精干的舰队悄然驶离港口，消失在南海的晨雾之中。这支舰队由两艘经过特别加固的“福船”型海船和一艘轻快的侦察哨船组成，悬挂着商队的旗帜，但船上不仅满载着用于交易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更携带着海事总局颁发的特殊勘合文书、精通阿拉伯语和部分印度方言的通事、数名经验丰富的测绘匠人，以及格物院最新改进的星盘、罗盘和计时沙漏。
这是林远志派出的第一支西洋探险队，目标并非贸易，而是执行《帝国南洋西洋经略方略》中的第一阶段任务——勘探。他们的航线将沿着已知的商路向西，经满剌加海峡，过苏门答腊，横渡孟加拉湾，最终目标是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和柯钦。他们的使命是绘制精确海图，记录水文气象，探查港口情况，了解当地政治势力和西方殖民者的军事存在，并尽可能与当地统治者建立初步联系。
“此行非为战，亦非为之利，”林远志在给探险队指挥官的密令中强调，“尔等之眼即为帝国之眼，尔等之耳即为帝国之耳。务必详察、慎行、隐忍，将西洋虚实，尽数带回。”
与此同时，在南洋内部，靖朝的“深耕”也在无声地进行。旧港和安汶的官学规模扩大，不仅教授汉文，也开始有选择地引入算术、几何乃至简单的格物知识；移民与土着的融合进一步加深，通婚现象增多；由靖朝工匠指导建立的糖寮、砖窑、织坊开始产出更多商品，不仅满足本地需求，甚至反向供应旧港和部分土邦。一种以靖朝文化和技术为核心，融合本地元素的“南洋靖文化圈”正在悄然形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者依旧在旧港盘桓，试图就贸易划分进行细节谈判，但林远志秉承朝廷“保持灵活，不让利权”的指示，与之周旋，既不轻易让步，也不将其推向对立面。南洋的局势，进入了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宁静，而宁静之下，是向着西洋延伸的无形触角。
京城，海事总局衙署内灯火通明。程青主持的《帝国南洋西洋经略方略》细化会议已持续了数日。巨大的海图上，已被各种颜色的线条和标注覆盖。
“第一阶段，巩固南洋，所需舰船、兵力、钱粮，必须精确到每一条船、每一石米！”程青声音沙哑却目光炯炯。他与户部、兵部的官员逐项核对，争论不休。开拓派官员虽然士气高昂，但在具体预算面前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开始学会精打细算。最终形成的《南洋巩固事宜及西洋勘探第一阶段预算详表》，厚达寸许，事无巨细，涵盖了未来三年内在南洋维持存在、进行西洋勘探所需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这份沉甸甸的报表，是理想落地的基石。
皇次子楚琙几乎全程参与了这次预算制定。他不再轻易发表宏论，而是埋头于枯燥的数字和文书之中。他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帝国每一次远航、每一次拓殖，背后都是真金白银和海量资源的支撑。他协助程青核算一艘“靖海级”战舰从龙骨铺设到最终形成战斗力所需的总费用，那数字让他暗自咋舌。他也开始学习如何与户部那些锱铢必较的老吏打交道，如何在不损害计划核心的前提下，争取更多的预算份额。这个过程磨去了他最后一丝书生意气，让他变得更加务实和坚韧。
而皇长子楚琰，则在另一条战线上巩固着帝国的根基。他推动的《漕运新策》已初见成效，运河漕粮损耗率创下新低，他据此总结经验，开始着手整顿效率更低下的长江漕运。他关注的官营工坊在改善待遇后，不仅产量提升，一些心灵手巧的工匠在格物院新式工具的启发下，竟自发进行了若干小改小革，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楚琰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下令嘉奖这些工匠，并考虑在工部设立一个“百工革新奖”，鼓励技术改良。他的政策，如同深扎于大地的根须，默默为帝国这棵大树汲取着养分，使其枝干能够更加舒展地向天空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