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鼎十八年的初春，寒意尚未完全退去，靖朝这台精密而庞大的帝国机器内部，却仿佛有炽热的岩浆在奔涌。旧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力量在崛起，朝堂、边疆、远洋、乃至思想领域，都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息。
古里港的平静被彻底打破。葡萄牙驻果阿总督府无法再容忍靖朝商站对其垄断地位的持续侵蚀，一支由三艘重型卡拉克战舰、五艘盖伦快船组成的特混舰队，在悍将迪奥戈·德·索萨的率领下，悍然闯入古里港外海，呈战斗队形展开黑洞洞的炮口，向扎莫林和靖朝商站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靖朝商站十五日内关闭撤离，并赔偿葡萄牙东印度公司“巨额商业损失”，否则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面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商站内人心惶惶。指挥官赵启明深知，己方仅有两艘改装过的武装商船和少量陆战队员，正面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他更明白，此刻退缩，意味着帝国在西洋数年心血付诸东流，刚刚打开的局面将彻底关闭。
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避其锋芒，固守待援。他命令商站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所有人员编入守备队，依托坚固的围墙和预设炮位进行防御。同时，他派出一名胆大心细的通事，冒着被葡军拦截的风险，乘坐快船星夜赶往旧港求援。更重要的是，他起草了一份措辞激昂的《告西洋诸邦书》，通过秘密渠道散发给古里扎莫林、柯钦统治者以及其他印度西海岸土邦。文中历数葡萄牙人横行霸道、垄断贸易、凌虐土民的罪行，并宣称：“我大靖乃天命所归，奉天承运，抚驭万邦。今遣使西洋，非为掠地争利，实欲通有无、兴文教、保商旅、共享太平。葡夷暴虐，人神共愤，若诸邦能明辨是非，共抗暴葡，则西洋之福，万民之幸也！”
这份文书，将一场商业和军事冲突，巧妙提升到了“天命”与“暴政”、“仁义”与“贪婪”的意识形态对抗层面。它在古里乃至更广的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反响，许多长期受葡萄牙压迫的土邦贵族和商人暗中叫好，扎莫林的态度也变得更加摇摆。西洋的棋局，因靖朝这手“政治牌”和“道义牌”，变得更加复杂微妙。葡萄牙舰队虽然强大，却也不得不考虑强行进攻可能引发的广泛反抗和政治后果，一时间竟有些投鼠忌器。
京城，随着帝国疆域和事业的急剧扩张，两位皇子所代表的道路分歧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角逐，终于从暗流涌动走向了台面。
导火索源于一次关于“靖海通商银号”未来走向的御前辩论。皇次子楚琙在程青等开拓派的支持下，提出了一份激进的《扩增银号权能疏》，主张大幅扩大银号资本，赋予其在全国乃至海外主要商埠发行法定银票、经理国库收支、甚至为大型开拓项目提供风险投资的超级职能，使其成为“帝国财阀”，以更高效地支撑海外扩张。
“此乃与民争利之极致！更是要将国家命脉系于商贾之手！”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皇长子楚琰这次没有沉默，他起身陈奏，语气沉稳却分量十足：“父皇，二弟所议，雄心可嘉。然金融之事，关乎国本，牵一发而动全身。银票超发，若无足够金银或实物为锚，必致物价腾贵，民不聊生，前朝宝钞之弊，殷鉴不远！且将如此巨权授予一机构，若无相应制衡，恐生大患。儿臣以为，开拓需资金，然当以稳固财政、引导民间资本为主，而非创设一不受控之巨兽。”
他的论点得到了户部、都察院乃至部分务实派开拓官员的认同。双方在御前引经据典，激烈交锋，观点针锋相对，几乎撕破了以往那层温和竞争的面纱。支持楚琙的，多是新兴的海贸利益集团、部分锐意进取的少壮派军官和技术官僚；而聚集在楚琰身边的，则是传统的士绅阶层、注重内政民生的地方官员以及担心金融风险的稳健派。
龙椅上的楚骁，面无表情地听着儿子的争论和臣子的站队，心中却是波澜起伏。他清晰地看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帝国未来：一条是楚琙描绘的，以强大的国家资本和海军为驱动，积极介入全球贸易，充满活力却也风险巨大的海洋帝国；另一条是楚琰坚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