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着名高僧昙曜在《谏太武帝书》中写道：佛法东传三百载，未尝有今日之难。然佛法如虚空，不可毁灭；如明月，暂蔽复明。这种思想反映了佛教徒对政策的消极抵抗态度。许多佛教徒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法难，相信佛法终将复兴。
太武帝对政策执行效果并不满意。据《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延五年秋，太武帝在朝会上严厉斥责了一些执行不力的官员：朕欲整齐风俗，富强国家，而卿等姑息养奸，殊失朕意！这次发怒预示着将来可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崔浩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将政策执行不力的责任归咎于太子一派的阻挠，并借机清除政敌。太延五年末，崔浩奏劾十余位地方官员怠慢诏令，徇私舞弊，这些官员大多与太子关系密切。这场政治清洗使得朝中的对立更加尖锐。
从长远来看，太延四年诏虽然没能彻底解决佛教问题，但为后来的灭佛行动积累了经验。朝廷通过这次行动，基本摸清了佛教势力的分布情况，了解了可能遇到的阻力，也培养了一批熟悉宗教事务的官员。所有这些，都为太平真君年间的大规模灭佛行动做好了准备。
政策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加剧了朝廷内部的分裂。以崔浩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太子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公开化，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宗教政策上，也延伸到其他政务领域。太武帝虽然倾向于改革派，但也不得不顾及太子一派的势力，这种平衡艺术使得宗教政策的推行时紧时松。
总之，太延四年的抑佛政策是北魏宗教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它虽然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但表明国家开始认真对待宗教势力过度膨胀的问题。这个过程也显示出，宗教政策的推行不仅是一个宗教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涉及到权力斗争、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等多个层面。这些经验教训都为后来更激烈的宗教冲突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