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二年秋，汴京城的枢密院和三司（主管财政）衙署内，灯火常常彻夜不熄。算盘声、书写声、官吏们低声讨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墨汁和汗水的味道。这里，正在成为一场全国性大清算的神经中枢。
各州府如同雪片般飞来的奏报，堆满了案头。内容无外乎是汇报本地执行“毁佛寺诏”的进展：已废寺院数量、收缴田亩顷数、遣散僧尼人数、查封财物清单等等。柴荣对此事极为关注，常常亲临三司，听取汇报，审阅数据。
这一晚，柴荣再次驾临三司衙署。三司使王溥亲自捧着一摞刚刚汇总的账册，恭敬地呈上：“陛下，据各道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天下已废无敕额寺院共三万三百三十六所，现存保留之敕额寺院，两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尼系籍者，约六万一千二百人。”
柴荣仔细地翻阅着账册，脸上看不出喜怒，但紧抿的嘴角透露出一丝满意。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废寺数量是存寺的十倍以上！这意味着大量被寺院占据的土地、劳动力将被重新纳入国家管理体系。
“嗯，”柴荣点点头，“各州执行情况如何？可有阳奉阴违，或是阻力过大？”
王溥回道：“回陛下，大部分州县执行坚决。尤其是河南、河北等腹心地带，进展迅速。然边远州县，或有观望，亦有地方豪强与寺庙关系盘根错节，执行起来颇费周章。但陛下严旨在此，无人敢公开违抗。”
柴荣的手指敲击着桌面，沉思片刻，说：“传朕旨意，着御史台派员分赴各道巡查，若有执行不力、徇私舞弊者，严惩不贷！另，对于保留之寺院，亦需严格管理，重新核定僧尼度牒，严禁再度泛滥。其所占田产，亦需按制纳税，僧尼本身，可视情况承担部分轻徭役。”
这表明柴荣的政策并非要彻底消灭佛教，而是“限佛”，将其规模控制在国家可以管理的范围内，并剥夺其经济特权，使其从“国中之国”回归到受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
在地方上，这场清算进行得更加具体和残酷。以汴京附近的郑州为例，刺史亲自坐镇，带领衙役、兵丁，逐乡逐村地清理。他们拿着州府的档案，核对每一座寺庙的“敕额”。有额的，登记造册，警告守法；无额的，立即查封。
场景再次回到那座“清凉寺”。三日期限已到，官差们开始正式清点寺产。大殿内的佛像、法器、经卷，库房里的粮食、布匹，乃至田契、账本，一一被登记在册。僧侣们被集中起来，逐一核对身份。持有合法度牒的，被允许离开，自寻有额寺庙安身；没有度牒的，则被勒令还俗。
轮到张老汉慧净了。他哆哆嗦嗦地拿不出一纸文书。
“姓名？原籍？何时出家？师从何人？”负责登记的书记官厉声问道。
“俺……俺叫张栓柱，是……是本地张家庄人，去年……去年才来的，没有师父……”张老汉语无伦次。
书记官在簿子上划了一下：“私度，勒令还俗。下一个！”
就这样，张老汉，或者说慧净，短短一年的僧侣生涯结束了。他领到了一点点微薄的遣散钱（有的地方可能根本没有），被赶出了山门。他回头望去，昔日香火鼎盛的清凉寺，如今山门被封，一片死寂。许多和他一样的还俗者，面容愁苦，不知前路在何方。有些人可能选择回归乡土，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承担赋役；有些人可能沦为流民；甚至可能有人心怀不满，埋下动荡的种子。
而那些被查封的寺产，尤其是土地，很快被官府重新丈量，登记在册，准备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或者作为官田出租，税收纳入国库。大量的铜制佛像、钟磬等被集中起来，等待进一步处理。这是一次巨大的财富再分配，也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基层的一次强力渗透和整合。
柴荣在汴京的宫城中，看着各地报上来的数据，心中明白，这第一步走得还算顺利。大量隐匿的人口和土地被清查出来，国家的财政和兵源看到了补充的希望。但他也深知，这仅仅是开始。佛教势力盘根错节，思想上的影响更非一朝一夕能消除。而且，最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