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天下，并非在陈桥驿那一袭黄袍加身时便彻底稳固。新朝初立，暗流涌动，那些昔日与赵匡胤称兄道弟、或是雄踞一方的节度使们，面对这骤然变易的旌旗，心中各怀鬼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一个足以撼动新生王朝根基的叛乱，终于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的领地内爆发了。
李筠，此人镇守潞州（今山西长治）多年，性情刚烈，勇猛善战，在北汉与契丹的夹缝中经营出一片自己的势力，素来骄横难制。对于赵匡胤的登基，他表面奉诏，内心却极度不屑与不安。他自恃手握重兵，据有太行天险，又暗中勾结北汉，以为可效仿石敬瑭旧事，裂土称王。其叛乱的动机，既有对自身权力被削弱的恐惧，也有乱世武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割据野心。当他在潞州竖起反旗，自称要“兴复周室”时，整个中原的目光都聚焦于此。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对抗，更是对新宋政权合法性的严峻考验。若不能迅速扑灭，各地观望的藩镇必然群起效仿，大宋恐将步五代短命王朝的后尘。
汴梁城中，赵匡胤面对这一紧急军情，虽内心凝重，却并未慌乱。他深知此战必须速战速决，以雷霆之势震慑天下。在选定主帅的同时，一支用于快速突击、决定战局的关键力量需要一员悍将来统领。他的目光，落在了铁骑都指挥使党进的身上。
诏令下达至禁军军营时，党进正在校场上督促骑兵操练。听闻李筠造反，他豹眼圆睁，非但无惧，反而流露出一种猎手发现大型猎物的兴奋。他当即下令，从麾下精锐中挑选三千最善奔袭、最能苦战的骑士，人不解甲，马不离鞍，备足三日干粮，待命出发。他对部下只说了简单几句：“陛下有令，平叛！尔等随我，建功立业，便在今日！”没有慷慨激昂的动员，但那斩钉截铁的语气和身上散发出的浓烈战意，已让三千铁骑热血沸腾。
他们的任务是超越主力大军，进行长途迂回穿插。目标：高平山谷。此地乃是从潞州南下的必经之路，地势险要，两侧山峦夹峙，中间一条通路颇为狭窄，正是设伏的绝佳场所。党进对此地并不陌生，数年前，他曾在此地与北汉-契丹联军血战，这里的每一处山坳、每一条溪流，都浸染过他与同袍的鲜血。如今重返故地，心境却已不同，昔年是力挽狂澜的卒子，今日则是掌控战局的猎手。
军情如火，党进率三千铁骑如离弦之箭，出汴梁，渡黄河，一路向北疾驰。五百里路程，要求的是极致的速度与耐力。党进以身作则，与士卒同食同宿，甚至常常将坐骑让与疲惫的士兵轮流骑乘。他严令禁止扰民，所有补给均在沿途军镇按令征调，确保了行军的速度与隐蔽性。他派出多股精锐哨探，远远撒开，如同猎鹰般监视着叛军的动向与周围地形，不断将情报反馈回来。这种对情报的重视，体现了他超越单纯勇武的军事素养。
经过数日不眠不休的强行军，部队终于悄无声息地抵达了预设战场。此时，李筠的前锋部队尚未察觉。党进立即下令，人马隐匿于山谷两侧的密林与高地之后，严禁烟火，保持绝对静默。他亲自巡视每一处伏击点，检查弓弩手的射界，安排骑兵突击的通道。他将部队分为三部：一部强弓硬弩伏于两侧制高点；一部精锐步卒藏于山路拐弯处，准备截断敌军退路；而他本人，则亲率最核心的千余骑兵，隐匿在山谷出口附近，如同收在鞘中的利刃，只待时机一到，便给予致命一击。
夏日的山谷，闷热而寂静，只有虫鸣鸟叫。三千将士潜伏在灌木草丛中，汗水浸透了衣甲，蚊虫叮咬着皮肤，但无一人发出声响。时间一点点过去，从清晨到正午，阳光变得毒辣。就在士兵们开始有些焦躁时，远方终于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马蹄声和嘈杂的人语声。李筠的叛军，果然沿着这条通道开了过来。他们自恃兵多，又以为宋军主力尚远，行军队伍颇为散漫，旌旗不整，士兵们拖拖拉拉，毫无戒备。
党进趴在一块巨石之后，目光如炬，紧紧盯着逐渐进入山谷的敌军。他像一名最有耐心的猎人，等待着猎物完全进入陷阱。当叛军的先锋已经快走到山谷出口，而后队也大部分涌入山谷时，党进猛地站起身，手中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