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洋的暴毙，像一声突兀的休止符，暂时中止了北齐朝廷的癫狂乐章。然而，它带来的并非新生，而是一个更加凶险的权力真空。皇位的继承者，是太子高殷。这个时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年，性格与其父截然不同，史载他“性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且“好学，敏于应对”。他是由汉族士人精心教导长大的，身上带着儒雅的文气。在这样一个被鲜卑勋贵的尚武精神和家族内部的暴戾之气所笼罩的王朝里，高殷的仁弱，非但不是优点，反而成了他致命的弱点。他的即位，注定是一场悲剧的开始。
高洋在临终前，似乎有过短暂的清醒。他或许预见到了自己死后可能出现的危机，于是做出了精心的政治安排。他召来自己的弟弟常山王高演，恳切地托付后事：“夺但夺，慎勿杀也。”（皇位你若要夺便夺，但千万不要杀我的儿子。）同时，他任命了以尚书令杨愔为首，包括燕子献、宋钦道、郑子默等人的辅政班子，嘱托他们全力辅佐幼主。这个班子的核心人物杨愔，是弘农杨氏的后裔，标准的汉族高门士大夫，为人正直，忠于职守。他是高洋“黄金五年”时期文治政策的重要执行者。高洋的安排，意图非常明显：依靠汉族文官集团来制衡以高演、高湛为首的鲜卑军事勋贵集团，以确保儿子高殷的皇位安稳。
然而，这精心构筑的堤防，在汹涌的权力欲望面前，不堪一击。高殷即位后，改元乾明。以杨愔为首的辅政集团，深知要巩固幼主的地位，必须削弱藩王的权力，尤其是高演、高湛这两位皇叔的权势。他们密议将高演、高湛等人调离京城，出任地方刺史，以此剥夺他们干预朝政的基础。同时，他们还计划将高洋的皇后，高殷的母亲李祖娥尊为太皇太后，而将高演、高湛的母亲娄昭君移居别宫，以切断二王与太皇太后的联系。
然而，他们的计划尚未实施，便已泄露。风暴的中心，转向了太皇太后娄昭君的宫殿。这位经历了丈夫高欢、儿子高洋两代权臣、帝王的鲜卑女性，政治经验极其丰富，且内心深处更倾向于维护鲜卑勋贵的利益和她另外两个儿子的地位。高演、高湛在得知杨愔等人的计划后，立刻意识到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秘密入宫，向母亲娄昭君求助。一场围绕在太皇太后身边的政变阴谋，迅速酝酿成型。
公元560年二月，一场决定北齐命运的酒宴在宫中举行。这既是欢迎高演出任尚书令的宴会，也是一个精心布置的杀局。杨愔、燕子献等辅政大臣应召入宫。他们或许心存警惕，但在皇权的召令下，不得不来。宴会刚开始，戏剧性的一幕便发生了。太皇太后娄昭君亲自坐镇，皇帝高殷和太后李祖娥也在场。酒过三巡，娄昭君突然厉声指责杨愔等人“怀有异图”。霎时间，埋伏在殿后的武士一拥而出，将杨愔、燕子献、宋钦道等人当场擒获。杨愔这位一代名臣，被打得“一拳一袴，皆血淋滴”，眼球甚至被打出一颗。少年皇帝高殷惊骇万分，结结巴巴地问道：“杨郎何罪？朕欲赦之。”（杨先生有什么罪？我想赦免他。）此时，他的叔叔高湛在一旁厉声喝道：“不可！”并强行将皇帝架离了现场。
这就是北齐历史上着名的“乾明政变”。随后，杨愔、燕子献等人被即刻处斩，他们的家族也遭到屠戮。政变的成功，标志着汉族文官集团试图制约宗室藩王的努力彻底失败，也宣告了以娄昭君为代表的鲜卑保守势力和高演、高湛等强悍藩王的全面胜利。史书所载的“血溅御座”，不仅是指物理上的鲜血染红了皇帝的宝座，更象征着北齐政治中最后一点温情和规则的荡然无存。“拳头即法律”的丛林法则，被公开确立为这个王朝的最高政治准则。
政变后，高演理所当然地掌握了朝廷大权。不久，在娄昭君的主持下，高殷被废为济南王，高演登基为帝，改元皇建，即北齐孝昭帝。高演在即位时，或许还记得兄长高洋“慎勿杀也”的遗言，或许是为了安抚人心，他最初并未加害高殷，反而给了他一个王的封号和一定的生活保障。他甚至对母亲娄昭君保证，自己会确保高殷的安全，以换取她对自己即位的支持。
然而，猜忌的链条一旦启动，便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