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呵斥她“耽误生产”，直到玛丽的惨叫声引来其他工人，机器才被关停。但玛丽的三根手指已经被轧断，鲜血染红了织布机上的棉布。工厂主只给了她半个先令的“补偿”，就把她赶出了工厂——没有手指，她再也不能操作机器，只能靠乞讨为生，不到一年就因贫病交加死去。在曼彻斯特，像玛丽这样因工伤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每年超过千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会在饥饿与疾病中死去。
工厂里的生活条件，比工作环境更加恶劣。工人住在工厂附近的“贫民窟”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地上铺着稻草，既是床也是椅子。屋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垃圾和污水随意堆积在路边，夏天臭气熏天，冬天寒风刺骨。霍乱、伤寒等传染病在贫民窟里肆虐，1831年曼彻斯特爆发霍乱，仅三个月就有5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工厂工人。根据当时的统计，曼彻斯特工厂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25岁，而同期英国贵族的平均寿命是41岁；工人的孩子，有一半活不到5岁就会夭折——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
工业资本主义的剥削，比“战争资本主义”的直接暴力更隐蔽，却同样残酷。在美洲种植园，黑奴面对的是鞭子和锁链；在欧洲工厂，工人面对的是“计件工资”“考勤制度”和“劳动合同”——这些看似“合法”的制度，本质上是将剥削包装成“自愿劳动”。工厂主通过降低计件工资，逼迫工人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才能勉强糊口；通过制定严苛的考勤制度，对迟到、早退的工人处以高额罚款；通过签订不平等的劳动合同，剥夺工人的辞职权利。工人看似“自由”，却被贫困牢牢困住——离开工厂，就意味着饿死；留在工厂，就意味着被机器吞噬。这种制度性压迫，让工人彻底沦为资本的工具，没有尊严，没有保障，更没有未来。
全球分工网络的初步形成，让棉花成为了连接各大洲的“纽带”，却也让剥削变得更加全球化。曼彻斯特工厂里的棉布，需要美洲种植园的棉花来生产；美洲种植园的棉花，需要非洲黑奴来采摘；非洲黑奴的贩卖，需要欧洲的枪炮和棉布来推动。每个环节都环环相扣，每个地区都被卷入这场以资本为核心的剥削体系中。英国的资本家通过这种全球分工，赚取了巨额利润：1800年，英国棉花产业的利润约为100万英镑；到185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5000万英镑。这些利润被用来投资更多的工厂、改良更多的机器，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而创造这些利润的工人和黑奴，却只能在贫困和痛苦中挣扎。
1851年，英国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水晶宫里，水力织布机、蒸汽机车等“工业奇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人们惊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却没有人提起曼彻斯特贫民窟里的工人，也没有人想起美洲种植园里的黑奴。水晶宫里的棉布光鲜亮丽，却掩盖不了背后的血泪；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却盖不住工人的惨叫声。工业革命的双面性，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它带来了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剥削的升级；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创造了深重的苦难。
那些在机器旁失去手指的女工，那些在贫民窟里夭折的孩子，那些在蒸汽轰鸣声中失去听力的童工，他们是工业革命的“无名英雄”，却也是被历史遗忘的受害者。当我们回望工业革命的历史，不能只看到“世界工厂”的光鲜，更要记住机器轰鸣背后的血泪；不能只歌颂“效率提升”的奇迹，更要认清“效率”背后的真实代价——那是无数底层劳动者的生命与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