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整肃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定，另一重更为庞大、根基更深的危机，便已迫在眉睫地压了上来——国库，快要见底了。
户部尚书钱有道，这个素来以圆滑和贪财着称的老臣，此刻也顾不得太多，几乎是哭丧着脸，将一份份触目惊心的账册摊开在御书房的书案上。
“陛下，北疆战事每日耗费巨万，恩科筹备、官员俸禄、各地赈灾……样样都要钱。”钱有道的声音带着颤抖，“先帝末年，国库本就虚耗甚巨，加之此前夺嫡之乱，各地税赋多有拖欠或截留，去岁江南水患，更是雪上加霜。如今……如今国库存银，已不足支撑三个月用度。若再无法开源，只怕……只怕朝廷运转都要难以为继了。”
景琰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心头如同压上了一块巨石。他早知道财政艰难，却不想已到了如此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钱，莫说平定北疆、推行新政，便是维持这庞大帝国的日常运转，都成了问题。军中整肃解决了“枪杆子”的部分问题，但现在，“钱袋子”的危机已然爆发。
他挥退了喋喋不休、不断暗示需要增加税赋或请求内帑（皇帝私库）支援的钱有道，独自在御书房内踱步。加税？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无异于饮鸩止渴。动用内帑？先帝挥霍无度，内帑也所剩无几，且非长久之计。
唯一的出路，在于变革。
“传杜衡、柳文渊。”景琰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内响起，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杜衡与柳文渊匆匆赶来，听完景琰对财政状况的描述，皆是面色凝重。
“陛下，”杜衡沉吟道，“当务之急，在于开源与节流并举。节流方面，可裁撤部分冗余机构、削减不必要的宫廷用度。但关键在于开源。旧有税制，积弊已久，田赋、盐铁、商税，或征收不力，或被豪强、官商把持，中央所得，十不足五。”
柳文渊年轻气盛，接口道：“杜公所言极是！必须改革税制，清丈田亩，确保田赋应收尽收；整顿盐铁专卖，打击走私与贪腐；适当提高商税，尤其是对行会、巨贾的征税。同时，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疏通漕运与官道，使货物流通，民生复苏，税基方能扩大。”
这正是景琰心中所想。改革，意味着要动无数人的奶酪，其阻力，恐怕比军中整肃更大。军中整肃针对的是明确的政敌和腐败分子，而经济新政，触动的将是遍布天下、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地方豪强、世族、贪官、巨商……甚至可能包括朝中许多看似中立的官员背后的家族。
“新政必须推行。”景琰目光坚定，“杜卿，你负责统筹，制定详细章程，尤其是清丈田亩与盐政改革之策。文渊，你精力充沛，善于谋划，负责商税调整与鼓励农工之策。先从几处试点开始，积累经验，再图推广。”
他顿了顿，看向二人：“朕知此事艰难，阻力重重。但国势如此，不容我等退缩。望二位卿家，能与朕同心协力，共渡难关。”
杜衡与柳文渊肃然躬身：“臣等必竭尽全力，以报陛下！”
新政的雏形，就在这沉重的压力与坚定的决心下，开始勾勒。
新政的筹划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杜衡与柳文渊几乎住在了衙署，日夜与户部、工部一些较为清廉干练的官员商讨细则。景琰也时常召见他们，亲自参与讨论，权衡利弊。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新政的风声，还是悄然漏了出去。
首先发难的是都察院的一些御史。他们似乎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份奏疏称：“清丈田亩，扰民甚矣，恐激起民变。”另一份则言：“提高商税，乃与民争利，非圣君仁政所为。”更有甚者，将矛头隐隐指向提出新政的杜、柳二人，暗指他们“蛊惑圣心，妄兴变革”。
这些奏疏被景琰留中不发，但朝堂上的气氛已然微妙起来。一些原本与杜衡、柳文渊关系尚可的官员，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下朝之时，三五成群的低语也明显多了起来。
这一日，柳文渊在下朝途中，便被礼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