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军部高层为太平洋方向的战略秘密准备之际，深入华夏腹地的日军第11军司令部，同样也被一种焦躁与不甘的情绪所笼罩着。
这支用以打击华夏抗战核心力量的“尖刀”部队，自樟城会战失利、第一次长沙会战受挫、上高会战惨败后，士气一度跌入到了底谷。
前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因上高之败被解职，接替他的，是以意志刚硬、作风悍戾着称的阿南惟几（就是那个喊出一亿玉碎，决战本土的吊毛）。
阿南惟几，一个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其内心燃烧着为“皇国”开疆拓土的执念。
他上任之初，便面临着内外交困的烂摊子。
内部是损兵折将后急需重整的部队，外部是虎视眈眈、连战连捷的华夏第九战区的战略攻势。
但是，困境并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激起了他更为偏执的斗志。
阿南惟几很清楚，要想扭转第11军的颓势，稳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打一场漂亮的、由他亲自指挥的胜仗。
为此，他将目光再次投向了湖南，投向了那个让他前任折戟的老对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跃。
阿南惟几与许多骄狂的日军将领不同，他极其重视对对手的研究。
自4月份到任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调集所有关于薛跃的资料，从薛跃的北伐经历，到万家岭大捷的指挥细节，再到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兵力部署，无一不反复研读，揣摩其用兵习惯与思维模式。
“薛伯陵，以诱敌深入、后退决战为要旨。用兵谨慎，却也敢于出奇。”
阿南惟几在作战会议上，曾用这样冷静而精准的语言评价他的对手。
他摒弃了日军内部一度弥漫的“支那军队不堪一击”的轻敌论调，将薛跃视为一个必须全力以赴、甚至要运用十二分心力去对付的劲敌。
他的慎重，源于对胜利的极度渴望，也源于他初来乍到、不容有失的巨大压力。
然而，战场的另一端，长沙城内第九战区司令部里的气氛，却与阿南惟几的如临大敌形成微妙反差。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跃，因其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的英明指挥，声望一时如日中天。
国内外赞誉纷至沓来，战区上下士气高涨。
连续的胜利，如同一层薄纱，在不经意间蒙蔽了一些人的眼睛，其中甚至也包括了薛跃本人。
他虽然依旧勤于军务，夙夜在公，但在内心深处，对当前日军的评估不免带上了一丝轻慢。
他认为，日军接连受挫，其第11军新败之余，主帅更迭，内部必然不稳，短时间内难以发动大规模的有效攻势。
即便来犯，也不过是重复上一次会战的失败老路。
他对自己一手创立的“天炉战法”充满了自信，认为这已是对抗日军的无上妙法。
这种微妙的轻敌之意，体现在具体部署上，便是对前沿警戒的些许松懈，以及对某些关键防线兵力配置的过于自信。
他很自信，表示只要日军敢再来，他依然能凭借熟悉的战法，将敌人诱至预设阵地，予以毁灭性打击。
一方是如履薄冰、潜心研究、誓要雪耻的阿南惟几；另一方是功勋卓着、自信满满、却已滋生出一丝轻敌之意的薛跃。
湘北大地，一场围绕长沙城的更大规模的血战，已在两位指挥官截然不同的心态写照下，悄然拉开了序幕。
阿南惟几这边磨刀霍霍，正准备用一场他理想中的“长沙大捷”，来祭奠他岌岌可危的仕途和那疯狂的皇国美梦。
他理想中的“长沙大捷”绝非是空想，阿南惟几这个老鬼子先是以铁腕手段镇压了各种不服，紧接着就投入到一场全方位的备战之中。
他需要通过这一战来证明一件事，此前的第一次长沙会战失利和上高会战的惨败，不是11军不行，而是岗村宁次和园部和一郎这两个马鹿不行，他需要通过发动一次大型会战来挽回第11军丢失的颜面。
于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