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雾，似乎永远带着一股散不去的潮气和硝烟味，黏稠地裹挟着山城。空袭警报的间隙里，另一种无形的压抑感，开始在部分圈子里悄然蔓延。这不是来自日军的炸弹，而是源于内部某种难以言说的、冰冷的钳制。
顾清翰最近忙于应对自身可能暴露的危机，行事如履薄冰，尽量减少与外界的直接接触。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他刻意维持的低调。
消息是国际新闻处一位与白曼琳相熟的同事，在走廊里压低声音告诉他的：“顾先生，你听说了吗？白记者……好像惹上大麻烦了！”
顾清翰心里一紧：“怎么回事？”
“她上周发了一篇通讯稿，”同事左右看看，声音更低了，“直接点名批评了后勤部某个衙门，说他们挪用前线急需的药品和物资，中饱私囊，导致伤兵得不到救治……言辞很激烈，证据也列了一些。稿子被国外几家报纸转了，影响很大。”
顾清翰立刻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内部腐败，尤其在战时，无异于插了马蜂窝。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和既得利益者，绝不会善罢甘休。
“现在什么情况？”他追问。
“听说上面很恼火，”同事忧心忡忡，“已经找她谈过话了，说是‘影响抗战团结’，要她公开道歉并收回报道。曼琳的脾气你知道，她怎么可能低头？这两天，好像连中央社内部都给压力了，要停她的职。更麻烦的是……有人放风，说让她‘小心点’。”
“小心点”这三个字，在战时重庆，往往意味着人身威胁。
顾清翰的脸色沉了下来。白曼琳的报道或许有些冲动，但她的初衷是为了前线将士，为了这个国家。如果因为说了真话而遭到迫害，那将是何等的讽刺和悲哀！他不能坐视不管。
他立刻设法联系白曼琳，但电话打到中央社，被告知她“休假了”。他知道，这通常是软禁或隔离审查的委婉说法。几经周折，他终于通过一位可靠的中间人，得到了一个见面的地址——南岸一处偏僻的、鱼龙混杂的小旅馆。
傍晚，顾清翰避开可能的眼线，绕道来到那家旅馆。楼道里光线昏暗，弥漫着霉味和劣质烟草的气味。他敲响了一间位于走廊尽头的房门。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白曼琳警惕的脸。她瘦了不少，眼窝深陷，但眼神依旧倔强。看到是顾清翰，她松了口气，迅速让他进屋。
房间狭小破旧，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桌上散落着稿纸和烟蒂。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白曼琳给他倒了杯水，声音有些沙哑。
“总有办法。”顾清翰接过水，没有喝，直接问道，“情况到底多严重？”
白曼琳苦笑一下，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还能多严重？无非是那套，威逼利诱。先是社里领导找我谈话，扣大帽子，说什么‘不顾大局’、‘为敌张目’。我不买账，他们就停了我的工作，切断了我发稿的渠道。然后，就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住处附近转悠，昨天还有人往门缝里塞了张纸条……”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
顾清翰接过一看，上面是用报纸剪贴拼凑的一句话：“多管闲事，小心吃枪子儿。”
赤裸裸的威胁。
“他们不敢明着动我，毕竟我还有点名气，”白曼琳吐出一口烟圈，眼神里带着嘲讽和疲惫，“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防不胜防。我现在连门都不敢轻易出。”
顾清翰的心沉了下去。情况比他想象的更糟。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舆论打压，而是涉及人身安全的黑手了。对方能量不小，而且行事卑劣。
“你必须马上离开重庆，暂时避一避风头。”顾清翰果断地说，“我去想办法，看能不能通过一些关系，安排你去昆明或者桂林。”
白曼琳摇摇头，掐灭了烟：“走？我走了，岂不是承认我错了？那些被克扣的药品，那些白白死掉的伤兵，谁替他们说话？”
“曼琳！”顾清翰语气加重，
